1964年12月26日午后，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东侧的宴会厅里暖意融融。大厅正中的圆桌旁，毛主席刚刚从袖子里摸出一支“中华”，手腕微抬，香烟却在空中划了个弧度又缩回袖口。钱学森下意识站起，双手已伸到一半，周围人屏息片刻。毛主席笑眯了眼：“还是要自力更生哟，靠外援，人家不给，你就没有了！”一桌宾客这才大笑起来，刚才那丝尴尬被抛得老远。
回溯到十四年前，1950年6月的加州帕萨迪纳，一切远没有如今这么轻松。联邦调查局探员闯进钱学森的办公室，甩出一叠文件，嘴里念叨着所谓“间谍”与“出口管制”。钱学森站得笔直，脸色铁青，只留下一句：“贵国不信任我，我自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句话日后被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当成心腹大患，他公开对朋友说：“我宁可打死他，也绝不让他离开，这个人顶得上三个到五个师。”
两个月后，洛杉矶港外的特米诺岛拘留所探照灯彻夜不熄。钱学森连轴头顶光，十五天重瘦十五公斤，嗓子哑得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蒋英探视时问他想吃什么，他只勉强点头摇头，医生诊断为急性失声症。那段日子，夫妇俩把客厅沙发搬进洗手间，里面是钱学森伏案写作《工程控制论》，外面是蒋英挡住密集的骚扰电话。日子听起来像小说，却真真切切过了五年。
1955年9月17日清晨，“克利夫兰总统号”汽笛长鸣。从甲板伸向大洋的风里混着柴油味，一封来自“父亲”的电报叮嘱他全程不准中途下船。钱学森不知道，发电报的是政协副主席陈叔通，防的是临时上船的陌生面孔。船行横跨太平洋，一路无惊；纽约时报用整版报道他离境，美国军方却只能咬牙。周总理用被俘美军飞行员“等价交换”的桥段，才换回了这位航空学巨匠的清白航程。
越过金山湾的海雾，落脚上海只过三十一天，东北方向的寒风就喊他出差。沈阳、长春、哈尔滨——火车一路北，钱学森在车厢里画草图、记数据，翻译俄文资料。哈军工院长陈赓把他从站台一把拉下，问了句：“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脱口而出：“外国人能搞，难道中国人不能？”陈赓拎起他的行李，笑得像打了胜仗。
1956年4月，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钱学森第一次与毛主席正面相握。毛主席双手相扣，话音洪亮：“盼了你好久咯！工程控制论开山鼻祖，这些复杂的事谁能替代你呢？”钱学森本想谦辞，只听主席一句“世上无难事”，满腹顾虑瞬间被搁下。当天深夜，他写成《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九千字，灯火通明到凌晨。
两年后，中国科学院举办“自然科学跃进成果汇报”。毛主席走进大厅，远远看见钱学森，快步迎上：“你好啊，学森同志。”钱学森启动火箭模型“秀肌肉”，橡皮筋“轰”的一弹，模型尖啸而起。毛主席被惊得后退半步，随即大笑：“原来你这火箭后面躲了个人，用的是‘人工控制论’呢！”一句土里土气的玩笑，反倒让旁边的年轻研究生记了一辈子——要想创新，先别怕土。
1960年7月，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专家走后第十七天，戈壁腹地惊雷乍响，中国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呼啸升空。电话里，钱学森压低声音报告结果，只听毛主席在那头连声“好，好，好”。同年除夕夜，毛主席把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请到中南海。落座时，毛主席风趣：“学森同志，美国人说你值五个师，这眼光不差。”钱学森回敬一句：“主席，这支队伍现在就在沙漠里，准备升级。”一句玩笑，却预示了两年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节奏。
1964年夏，核试验测算紧锣密鼓。钱学森在罗布泊常驻，烈日把皮肤烤得蜡黄。风沙拍脸，鼻血也时常淌下来。“沙子进嘴里嚼着像炒盐。”他对同事打趣，却依旧盯着数据一项项过。回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时，才发现自己黑瘦得衣服都松。周总理揶揄：“瞧，把咱们的国宝晒成啥样。”钱学森憨憨一笑，那身灰呢子中山装掩不住戈壁的土味儿。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宴会厅灯火流苏，三排红绸椅背亮得晃眼。毛主席把烟又收回去，以一句“自力更生”把过去五年的起伏浓缩成一抹云淡风轻。蒋英在下方席位悄悄舒了口气——那是从特米诺岛算起一路汗水与泪水的答案。
有人记得，1965年春节前夜，钱学森在北京三里河办公室加班到凌晨两点。合上图纸时，他轻声对助手说：“人家不给，我们总要有自己的办法。”助手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那是宴会厅里那根没递出去的烟灰，还在他笔心里烫着。
1967年“春风一号”实验推力成功，1969年地下厂房安装液体火箭发动机，1970年“东方红一号”升起的歌声响彻太空。有人问：这一连串节点的口令是谁发的？答案明明白白——钱学森，而背后那一句“自力更生”，一直在通电。
1970年5月的酒泉夜空，火光拉出光柱，如一支真正的“中华”被点燃直冲九霄。工作人员回头看，指挥席顶着黑框眼镜的老人静静站立，剪影清瘦却挺拔。那一刻，无需谁再递烟，也无需谁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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