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找到了帝国的病灶；
接着聊“张居正”。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活跃在网络的“野生专家”，对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给予高度的认同。
可是，站在“事后诸葛”的上帝视角来看，张居正把明朝“坑”得不浅，甚至说他挖的这个坑，最终埋葬了大明王朝。
“一条鞭法”并不是张居正原创。
早在嘉靖九年，太岳才五岁的时候，已经病退的武英殿大学士桂萼给朝廷上了一份《任民考》的奏疏，主张：
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
桂萼给它起名叫“编审徭役”，这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1.0版本。
户部尚书梁材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就继承了桂萼的主张，开始从东南诸省（江苏、浙江、安徽）试点，然后往南推广到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往北推广到山东威海卫。
“一条鞭法1.0版本”也好，“编审徭役”也罢，棋是一步惊艳好棋，如果当时不成功的话，也不会从东南长三角地带，推广到全国一半的省份。
首先，它可以解决实物征收时，衙役们会采取非正常手段盘剥克扣问题。其次，解决了实物储存运输的成本问题。
一石粮食180斤，换成白银是一两左右，而一两银子不过37克，这运输成本差别海了去了。
整体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不好的话，张居正也不会傻到全国推广。
“一条鞭法1.0版本”没什么问题，可是到张居正手里就变味了。
他太急了。
非要在万历八年搞“土地清丈”，还给“土地清丈”套上了KPI考核指标。——谁清丈的土地亩数多，谁的政绩就好，谁可以优先提拔重用。
这样一搞，“一条鞭法”这锅粥就馊了。
各省、州、县的老爷们为了个人仕途，玩命似的逼着胥吏给他们抠亩数、搞指标。
根据帝国官场的料性，这当中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水分。
比如，按照明朝鼓励开垦的政策，新开垦的荒地有三年的免税期，张居正的考核出来后，这些合法免税的新地全被地方纳入了清丈范围。
朝廷伸手要，可比豪绅出手抢，名正言顺、丝滑多了。
豪强地主顶多是低价买入“土地兼并”，被豪强地主给兼并了，好歹还能见俩钱儿。官府收归“朝廷所有”，毛都没有。
从万历六年到万历九年，为期3年的土地清账，愣是将弘治时期的400万顷拉升到700万顷。古代一顷是一百亩，相当于3年多出3亿亩地。
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呀！
最魔幻的是，多出的300万顷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次之，南方诸省的土地亩数居然相对比较“属实”。
说实话，这个事实很难令人相信。
明朝还有一个规定，土地亩数一经上报，便没有任何弹性，户部就给固定死了，往后“只能多，不能少”。
如果有地方出现灾祸，土地撂荒了，按理说税会减少，可是地方官吏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断然不会轻易顶着自己被朝廷“追责”的风险，体恤百姓疾苦。
唯一的办法，只有提高单位面积征收的税率。
税率一提高，更多的自耕农承担不起，因而破产成为流民。自耕农变成流民，实际可征收的土地就更少了，那就接着再加税。
——地越来越少，税越征越高，流民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恶性闭环”。
这还不是最狠的。
最狠的是百姓看透了土地的本质。
在封建社会，土地是一种私有财产，而“一条鞭法”是将田赋和丁役“合二为一”打包折成现银。
既然是从土地这一“财产”上征收的税，它就是“财产税”。
财产税有一个特点，产权是可以变动的——持有人可以为了不交税，而放弃对财产的所有权。
换句话说，当百姓觉得种地不划算时，他肯定就不愿意种了，干脆把地一交，要么云游四海要饭去，要么变卖自己给大户人家当奴仆。
农耕立国的王朝最害怕的就是耕地撂荒。一旦出现地荒，对应的一定是“人荒”，大量自耕农变成奴仆，黑在大户人家成为黑户，不用三五年，就会出现农耕王朝特有的“粮荒”。
当地荒、人荒和粮荒开始相互反复加强时，亡国的“铁三角”基本上就无解了。
根据破窗效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越是王朝面临无解时，越会出现各种牛鬼神蛇送来一波波“神助攻”。
这个时候，各路官僚在坊间扶植的富商代言人登场了。
他们在黑市倒腾白银，赚取差价。朝廷只要现银，地里长不出银子，农民就得拿实物找他们兑换现银。
一兑一换，可怜的农民又被收割了一波。
最终，让本来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再一次进行了简单粗暴的贫富分化。
张居正改革，是续命，还是索命，真的不宜下定论。
如果把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首辅比作三位大明王朝的“主治医生”。
徐阶采取的“保守治疗”，给大明王朝开了一剂温和的止疼药。
高拱找到了明朝的病灶，而且给了以疏导为主的“隆庆开关”的治疗方案。
张居正直接将刀挥向了帝国的大动脉。
同时代的唐鹤征，以及后来的黄宗羲等诸多思想家，就曾对张居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尤其是黄宗羲曾评价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就这，还被捧成了神！什么“救时宰相”，我看水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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