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城格外寒冷。总参第一招待所的楼道里，张力雄披着大衣，悄悄推开窗子呼吸冷空气。回京已经两个月，他仍像影子一样藏着自己——老资格的开国少将，却无人敢与他并肩走动。
消息封得死，楼里住着的多是同样身份暧昧的老同志。电铃偶尔响几声，谁都不会多问。为了不连累别人，张力雄几乎足不出户，把自己困在十几平米的小屋。同批回来的人陆续被安排了岗位，他却像被人遗忘。
这种被搁置的尴尬，并非一朝一夕。1969年10月，他在云南省军区政委任上遭遇冲击，被送往湖南汉寿军垦农场劳动。四年风吹雨打，磨平了手上的老茧，却没磨掉军人的习惯：早起、巡田、记录天气。偶尔夜深，他躺在土屋里，想起1935年沼泽里那碗稀粥，心说这点艰苦算什么。
时间回到1929年，福建上杭才溪。20岁的佃农儿子张力雄加入农民暴动队，第一次摸枪，才发现自己并不怕流血。两年后，他在江西瑞金宣誓入党，党证还带着油墨味就被塞进上衣内袋。从那天起，身份与生命再难分开。
1934年1月，他作为红五军团第34师100团政治处主任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在会场外停下脚步，好奇地望向这个略显稚气的青年。张力雄立正，没有一句空话。几分钟问答，让主席记住了这个“才溪来的娃娃”。
同年10月，长征出发。乌江、金沙江、雪山、草地……脚板磨破又结痂，全团几乎掉了一半人。1936年10月华家岭阻击战，他胸口中弹，弹头擦着肺叶呼啸而过。战后包扎完，他一句“还能走”就跟着部队前进。后来说起此事，他常摇头：那会儿哪有时间数伤口。
长征结束，西路军组建。1937年高台鏖战，红五军与马家军血拼九昼夜，五千余人只剩百余。张力雄重伤，被乡民塞进夹墙保住性命，三日后藏身马粪车逃出城。一路乞讨返回延安，他把那段日子叫“捡回半条命的路”。
1943年，豫北山岭满目焦土。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成立，皮定均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治部主任。二人头一次并肩，十几天里就指挥三次小规模战斗，嘴里嚼着炒面，一边研究地图。翌年4月林县战斗，兵力不足，他们放出“二十个团参战”的假消息，守敌心慌外逃，大半溃于城外伏击圈。
一年多时间，两人策划大小战斗三百余次，豫北根据地从无到有，百姓口袋里第一次装上“抗币”。临别时，皮定均送他一只德国望远镜，“今后战场再大，也得看得清”。望远镜后来镜片磨花，却一直躺在他的挎包里。
1946年中原突围，张力雄率部西进，皮定均则在外围佯动。那晚，两人在山谷口握手，谁都没多说。敌军合围加重，炮火连夜亮得像白昼。三个月后，双方部队分别突破重围，在陕南再度汇合。有人感叹命大，张力雄只是轻轻说了句：“傍着组织，路就有。”
1949年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甘肃、云南、江西任职，基层调研走得格外勤。可惜风云突变，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纸命令把他送往农场。那几年，他写满七本日记，只记天气与耕作，从未提一句委屈。
镜头再拉回北京招待所。那天下午，屋里闷得厉害，他想着下楼透气。脚刚踩进走廊，就听到熟悉的嗓门——
“姓张的，你怎么在这！”
短短一句，把多年的戒备瞬间击碎。他抬头，皮定均提着帽子冲下楼梯，两人紧紧拥抱。几十秒的沉默，胜过千言。
皮定均怔怔听完好友的处境，当场表示：“福州军区要人，咱那里正缺你这样的人。”几天后，他把情况写进报告，亲自往上送。最后，组织决定调张力雄任江西省军区政委。虽然没去福州，但尘埃总算落地。
1976年7月7日，皮定均乘坐的直升机在江西南昌郊外出事，机上十三人全部罹难。噩耗抵达南昌军区时，张力雄正在办公室阅文。他手中的笔啪地掉在地上，人呆坐良久。当天深夜，他独自走到营区湖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此后几十年，他不大提及个人荣誉。有人请他谈战功，他摆手；只要聊起皮定均，他会把那只磨花的望远镜取出来，轻轻擦拭镜片，仿佛对着老友说话。
2024年4月2日，111岁的张力雄在南京安静离世。床头柜里依旧放着那本记满天气的旧日记和那只望远镜，盖着灰，却无人敢随意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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