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凌晨，南京路寒风凛冽，军事管制委员会看守所里灯火通明。刚押解来的杨登瀛瘦削、沉默，脚镣叮当作响。审讯官展开卷宗，第一句话就是“中统上海站主任”。冷空气里，杨登瀛抬起头：“这顶帽子我戴了二十年，可我救过的人，比抓过的人多。周恩来是知道我的。”一句话，让屋子里的笔尖停住。
批捕令把他同“潜伏特务”画上等号。可往前翻二十四年，情况又完全不同。一九二七年冬，上海霞飞路咖啡馆里，他第一次同中央特科的陈赓碰面。那夜灯光昏黄，外面雨丝斜飞，陈赓给他递了本《布尔什维克》，轻声交待：“想办法混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先保住同志的命。”杨登瀛当场答应，没有讨价还价。接下来的日子，他白天穿笔挺西装，在巡捕房与租界上层周旋；夜里却把一份份预定抓捕名单塞进暗袋，由秘书安娥送出。
一九二八年春，罗亦农在哈同花园失陷，消息传回中央特科，气氛骤紧。周恩来给杨登瀛送去一句嘱托：“能拖一刻是一刻。”杨登瀛当即用电报向陈立夫请示“引渡手续”，实则为拖延。英巡捕兰普逊开价五万美金，他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把告密者霍家新的底细摸了个透。可惜陈立夫杀心更急，罗亦农被就地枪决，营救功亏一篑。杨登瀛拍案恨叹，却只能把悲愤咽进肚子里。
同年八月，彭湃等五人落网。杨登瀛再次递来情报：“转押路上还有机会。”中央特科迅速布置劫车，但蒋介石提前下令处决，劫狱队枪支卡壳，行动失败。事后，白鑫遁入范争波公馆。杨登瀛装作“中统专员”登门劝慰，套出白鑫准备逃往意大利的船期。三天后，外白渡桥头枪声轻响，白鑫的人生戛然而止。
一九三〇年四月，黄第洪密告“周恩来将赴法租界会晤”，线报送到蒋介石案头。负责实施的还是杨登瀛。文件刚递到手，他立刻转身通知地下党，埠头暗哨随即调整。约见当天，周恩来改道石库门小弄，黄第洪扑了空，当夜便被特科抹掉。陈立夫后来追问细节，杨登瀛笑称“情报有误”，轻描淡写。
顾顺章一九三一年叛变，上海地下网几近斩断，杨登瀛的身份也暴露。他拒绝陈赓安排的撤离费，说：“钱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我自有活路。”半年后他被租界巡捕逮住，张道藩出面作保，取保候审。自此与党组织失联，却依旧利用残存关系，暗中放走数十名被羁押的学生和工人。
抗战爆发后，中统系统内斗严重，杨登瀛以“感化院长”虚职躲在杭州，偶尔走私洋烟糊口。解放战争末期，他已不问江湖，住在上海横浜路一间旧阁楼。新中国成立，他主动登记，身份写“失业人员”。镇反风声紧，他还是被揪出来，罪名列了整整两页，最重的一条是“中统潜伏骨干”。
审判席上没有人为他说话，他只能写申诉：“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间，本人曾受周恩来、陈赓直接领导。”南京军事法院院长鞠华拿不准，飞电北京。陈赓批复十二字：“确有贡献，并非反动，望酌情处理。”周总理批上“查实后慎重”。三天后，死刑判决改为当庭释放，理由只有六个字——“历史问题另案”。
离开看守所那天，大雪覆盖秦淮路面。陈养山递来一包白面油条：“老杨，还好吧？”杨登瀛笑笑，说：“命算捡回来了。”此后他卖过香烟，当过修表匠，一九五六年春，被邀请到北京小住，与陈赓等旧友相聚三周。周总理安排他任文史专员，月薪不高，却足够安稳。
一九七〇年盛夏，杨登瀛病重，子女守在床前。他反复嘱咐：“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我做过什么，周总理最清楚。”八月二十三日晨，他平静离世，享年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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