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特工被捕记事本三字暴露吴石身份致其牺牲|刘峙|吴石|杜聿明|桂永清

1947年4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上海华懋公寓，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书记刘晓正在静静地等候着一个人的到来。

不久，一位操着福建口音的中年男子如约而至。负责安排这次会见的，是著名民主人士何遂和他的儿子、中共地下党员何康。按照隐蔽战线工作要求，何遂父子在介绍完双方后，便悄然退席。大约一个小时的光景，刘晓等人陪同中年男子走出饭店，微笑告别。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特殊会见。从此，那位中年男子的命运便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此人就是吴石。

吴石，字虞薰，1894年出生，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人，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出身。他从小就从父辈那里了解到国家、民族的屈辱历史，小小心田滋生了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少年吴石，投笔从戎，立志研军习武，精忠报国。他成绩优异，每次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16年8月10日，吴石作为全校成绩第一的毕业生，代表800多毕业生致答谢词。从此，“吴状元”的头衔和绰号，便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日留学期间，他敏锐地观察国际风云，用心研究国际军事问题。回国后，他用3年时间，撰写了10余部军事著作，内容涵盖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情报，这让他成为了国民党高官公认的“日本通”。

在上海八一三事变中，侵华日军的兵力番号、兵力部署以及用兵方向，基本上与吴石的研究判断相吻合。一时间，吴石名声大振。1937年12月，他参与“保卫武汉作战计划”的制定，蒋介石对他非常倚重，“每周必召见咨询一次，深为嘉许”。

好景不长。随着蒋、桂派系斗争的矛盾激化，吴石因为受到白崇禧的赏识，被视为“与桂系过从甚密”的人，被限制了手中的权力。吴石满腔热血、满腹经纶，最后却落得个被猜忌、排挤的尴尬境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腐败丛生。这让吴石对国民党的统治大为失望，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在好友面前吐露心声，他甚至发出了“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

吴石内心的挣扎，为好友何遂明察。何遂与吴石同为福建人，在护法运动时有生死之交。他从参加辛亥革命到参加抗日斗争，从不满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从同情共产党到直接为共产党工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烙印。

何遂本人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儿子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儿媳缪希霞，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被誉为“情报世家”。

早在1937年5月，何遂就把吴石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1938年8月，吴石主持武汉珞珈山“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周恩来、叶剑英受吴石邀请，曾为训练班的学员授课。也就是从此时起，吴石开始接触、了解中国共产党人。

一切水到渠成。华懋公寓的特别会见，让吴石的人生有了新的选择，对共产党的信任日益加深。

1947年至1948年，是中国革命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各大战场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吴石主持的“国防部史料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整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战例、战史，这为他收集国民党军、政情报带来了极大便利。他还曾供职于直系、桂系等军队，开展革命工作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2009年秋，《无名丰碑》专题展览在河北西柏坡陈展，一块展板上写着“决战淮海前的重要情报”，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写道：淮海战役前，潘汉年领导的我秘密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被派往“徐州剿总”视察工作。其间，他利用参观机要作战室的机会，凭记忆写出“徐州剿总情况”上报党中央。

这是淮海战役前，我军获得的最早又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份决战淮海前的重要情报，获取人是地下党员吴仲禧，而其背后的重要推手正是吴石。

吴仲禧是吴石的好友，早在1937年7月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1946年4月，吴仲禧从广州来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表达了想去延安的心愿。

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潘汉年对吴仲禧说：内战爆发在即，我们现在急需国民党的军事情报，而这项工作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希望你能够想办法，争取去“国防部”内部找个实职。

吴仲禧领受任务后，立即到南京找好友吴石帮忙。吴仲僖回忆：“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我提供条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9月，在吴石的多方周旋下，吴仲禧终于谋得“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一职。这个职位，虽不直接掌握军事机密，但凭着“首席监察官”的牌子，他可以到各地军营巡查、视察。

1948年6月，吴仲禧被派往“徐州剿总”视察工作。“徐州剿总”的司令是刘峙，副司令是杜聿明，参谋长是李树正，而李树正恰好是吴石的学生。

吴仲禧在柳州时与他见过一次面。视察徐州前，吴仲禧专程来到吴石家中，请吴石给李树正写封亲笔信，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石自然心领神会。

吴仲禧到达“徐州剿总”司令部时，正好刘峙、杜聿明在前线，李树正看过吴石亲笔信后，对老师的朋友礼遇有加，还亲自陪同他视察了机要作战室。吴仲禧看到大幅军用地图上，详细标示了从商丘到海州全线国共双方部队的番号、兵种、驻地。

他把这些重要信息，全部默记心中。第三天，他假借身体不适，提前离开徐州直奔上海，将这份重要情报机智送出。

自1949年初开始，吴石就经常乘坐火车，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给解放军雪中送炭。为了保证情报传递中的安全，党组织与他约定，每次都由吴石亲自把情报送至上海俭德坊何遂的住处。特殊情况下，吴石亲自把情报封好，写明何遂亲启，派可靠的副官聂曦前往。

1949年3月的一天，吴石来到俭德坊，郑重地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到何康手中。尤其令何康惊讶的是，其中一张比较大的地图，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且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细致到了团一级。何康迅速采取措施，通过秘密渠道，将情报转到了苏北解放区，转到了第三野战军。

在国民党撤往台湾前，类似这样的重要情报，吴石还提供过好几次。他用自己的冒险行动，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渡江战役中，争取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

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党将海防第二舰队调入长江，担任从江阴到安庆的江防任务，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为突破国民党自吹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党组织开展了争取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的工作。

林遵，1905年出生，福建福州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国民党海军中思想进步的军官。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其父参加过甲午海战，受祖、父辈的影响。

从青年时代起，林遵就怀抱振兴中国海军、洗雪甲午之耻的雄心壮志。他先后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到德国学习潜艇技术。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第五游击布雷大队与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他率“太平”“中业”两舰接收南沙群岛，将南沙两座主要岛屿命名为“太平岛”“中业岛”，两个岛名沿用至今。

这些任务的完成，为林遵在国民党海军中赢得了较高的声望。但同样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林遵受到了蒋介石的亲信桂永清的排挤。林遵心里明白，渡江战役前夕，桂永清把长江防务推给海防第二舰队，目的就是让他打内战、当炮灰，而桂永清自己已经做好随时逃往台湾的准备。

争取林遵起义，时间急、任务重，党组织从多条渠道同时展开。党组织派人与吴石联系，希望他能在策动林遵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

1948年12月的一个晚上，林遵造访吴石。两位军界朋友、同乡，在书房推心置腹，彻夜长谈到天亮。

吴石给林遵指出了上、中、下三策，供他参考。

吴石说：“先讲下策。你可以乘此机会，随波逐流，替桂永清、蒋介石卖命，图得个加官晋爵，封妻荫子。”

林遵回答：“我们是读书明理之人，岂肯干这丧尽良心之事。何况，现在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纵然我们一时能赢得荣华富贵，终究也必为历史所唾弃。”

吴石说：“那好，再讲中、上策。你记得辛亥革命时海军的一段历史吧，武昌起义后，当时的海军提督，巡洋、长江两舰队统制萨镇冰，奉命率舰队去武昌镇压革命。萨老是向来不走极端的人。他看到各舰官兵大多同情革命，因而既不想为清廷效力镇压革命军，又不敢举义归附革命，只好告病离开舰队，挂冠而去，将舰队交给‘海筹’舰舰长黄钟瑛指挥。第二天，黄钟瑛等人就率领‘海筹’‘海容’‘海深’三艘军舰，在九江宣布起义。萨镇冰的做法是中策，而黄钟瑛才是上策。依我看，你效法黄钟瑛才是出路。”

听了吴石入情入理的“三策之论”，林遵心里豁然开朗。之后，党组织正式派出林亨元同林遵见面谈话，给他指明了当前的形势和出路，坚定了林遵起义的决心。

1949年4月23日，林遵在长江下游笆斗山江面宣布起义，率领所属舰艇30艘、官兵1271名，加入了华东军区海军。

5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给起义官兵发出贺电，指出：“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这次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崩溃，而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创建具有重大意义。

1949年8月16日清晨，吴石偕夫人王碧奎和他最小的一双儿女乘坐军用飞机，从福州飞往台湾。

离开福州前，吴石的心情是愉悦的。这次他执行的使命任务是无上光荣的：“配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

来到台湾，吴石获得了一个“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在他看来，这个身份不但可以让他进入最高决策层，便于获取情报，而且能够为他增加几分安全系数，便于继续潜伏。

当然，吴石也十分清楚，随国民党残余部队进入台湾，前方的路将是什么，作为潜伏者个人需要承担什么。事实上，好友吴仲禧早就与他讨论过这个敏感问题。

1949年6月下旬，吴仲禧听说吴石要去台湾，曾关切地问他：“你可要认真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毕竟你已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吴石当即表示：“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看到好友还在担心自己，吴石补充道：“为了避免嫌疑，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孩会跟我一同去台湾。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将留在大陆，已经做好了安排。”

1949年底，国民党残余力量陆续退守台湾，一时“仇共反共”的氛围弥漫全岛。特务机构眼线遍布，台北街头随处可见枪毙者名单布告。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吴石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发展队伍、开展工作，主动与岛内的共产党组织接上关系。在他的精心运作下，一张秘密情报网络很快在台湾岛内铺开。

吴石是一位极度忠诚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研判解放台湾时人民解放军急需的情报内容。他懂得情报的价值，尤其注意数字、图表的收集、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