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中旬，滇黔公路一带雾气沉沉，寒意逼人。就在这条战时生命线的岔口，几辆挂着军统标识的吉普车悄悄折向北侧山道，车里坐的正是被长期“迁移”押解的张学良。三年多前，他还在禹陵、梅岭等地辗转，如今又被送进更偏僻的贵州开阳。这一路看似普通的转场，背后却埋着蒋介石精密的政治算盘。
刘育乡位于乌江支流边缘，山岭重重，易守难攻，是国民党第十六补训处与税警团的备用营地。戴笠挑中这里，是因为三个字——“更安全”。安全不是为张学良考虑，而是为控制张学良考虑。要让这位“少帅”既活着、又远离外界耳目，偏僻与军事化几乎成了唯一选择。
张学良下车时并未多言，他习惯了沉默。自西安事变后，他的“待遇”随每一次搬迁而下降：早年还能订报纸、与亲友偶有书信，到了此地，报纸没影儿，信件也被层层过滤，原先的卫队缩减了，监视却翻了番。刘育乡丁壮稀少，县乡两级多由军统接管，连供销社的伙计都要向站长汇报，凡此种种让张学良清楚：自己早已沦为彻底的阶下囚。
日子被无限拉长，他只能靠读书和运动消磨时光。可一旦夜深，帐篷外守卫的脚步声提醒他：这安静并非自由。赵一荻看在眼里，劝他去外面走走。张学良也想透口气，却连去县城的权利都得先“请示”。军统警卫婉拒时，只丢下一句：“最近敌特活动频繁。”这时正值美军空袭东京前后，国内各地防谍紧张，拿这个理由堵人最合适。
县城去不成，只好转向新办的乡集市。集市是因他们而生，开张第一天，乡里特意放鞭炮、摆酒席，热闹得不像战时贵州。张学良带了几盒美产香烟当见面礼，算是“以烟会友”。赵一荻挑中十斤卷心菜，摊主是个驼背老人，儿子被拉壮丁，家里只剩小孙子。菜价两分一斤，张学良却给了五元大洋。老人拱手道谢，转身掉泪。张学良低声道：“穷人太多，不平太多。”短短一句，胜过千言。
乡集虽能散心，但大批警卫形影不离，压迫感更重。几周后，刘育乡与县城之间的干线修整完毕，上级批准张学良“入城休闲”，名义是改善健康。张学良兴致不错，逛了几家南北货铺，又进戏院听戏。台上老生念白生硬，花旦唱腔发飘，他摇头感叹：“这水平，真糟。”赵一荻笑着附和，气氛一度轻松。
戏院刚出门，一名警卫跑来禀告：县里有人猎得猛虎，县长请“副司令”观赏。张学良被“老虎”两个字勾起好奇，立即决定前往。昔日东北山林虎患严重，他少年时便听多了“打虎将”的故事，这次哪肯错过？
老虎已被剥皮铺在县署后院，猎户讲述经过：清晨偶遇虎踪，用火铳与长矛轮番进攻，折腾近两个时辰才将其放倒。虎皮展开，一丈多长，皮毛灿亮，肌理分明，显见这是一只壮年雄虎。张学良端详良久，忽然朗声称赞：“当代武松打虎！”这七个字比任何奖状都管用，猎人们面露羞涩又难掩得意。
出于礼节，也出于真心佩服，张学良当场掏出三十块大洋赏给猎户。几人连声道谢，其中一位悄悄问随从：“这位赏钱的大爷是谁？”得知是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猎户敬佩地说：“咱们打虎，他打倭寇，哪敢当面邀功。”这番话传到张学良耳中，他默默点头，却无进一步言语。
县长购买虎皮的用意，大半是想讨张学良欢心，也借机表现“招待得当”。可对张学良而言，观虎虽兴味盎然，终究掩盖不了囚禁本质。返回刘育乡途上，车轮颠簸，山影逶迤，晚霞映着前方盘山公路，像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锁链。这锁链捆住的，不只是身体，还有他曾经的权势与自由。
不得不说，张学良对局势看的并不迷糊。他明白，蒋介石为何不肯彻底“解决”自己：一则西安事变让全国看见“联共抗日”的可能，他若被杀，舆论难平；二则自己握有东北军旧部人心，留着能当筹码。吊诡的是，正因为价值未尽，他才要被囚得更久。
与此同时，外部形势激变。1942年5月，日军对中国西南展开“伊洛克”情报收集计划，试图切断昆明至重庆的交通线；6月，中流岛海战爆发，太平洋战局开始扭转。张学良从零星传闻拼凑出的讯息，远比真相残缺，却足以让他意识到，抗战已到关键转折点。可这些变化，与被困开阳的个人命运，仍像两条平行线，暂无交集。
在刘育乡的院落，张学良把那张老虎皮挂于屋梁，白天翻书练字，偶尔挥拍打网球；夜里趁警卫换岗，独自捻须凝望虎纹。那张皮仿佛一面镜子，映出他的壮年、他的桀骜，也映出此刻的寂寥。有人说，东北虎象征勇猛，可被剥去血肉后仍只剩一张皮；少帅昔日呼啸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
1942这一年，张学良三十八岁，赵一荻刚满二十七。战争、流放、孤寂，把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牢牢拴在一起。或许正因如此，猎户的那份豪爽显得格外珍贵——真实的血性，未必只有沙场才能见，雪岭密林同样能孕育。张学良以“当代武松”褒奖猎人，某种意义上，也借机回望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日落之时，院中虎皮仍泛着金黄。警卫催促收拾，怕潮湿损坏。张学良摆手示意搁着，缓步回房。木门轻响，他没有再提打虎，也没有讨论外界战况。窗外的山风吹过，卷心菜叶在院角轻轻摇晃，那是他在集市买回的农家蔬菜，将在晚饭桌上飘出淡淡清香。世事动荡，人心沉浮，可生活，总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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