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7日，山东峄县台儿庄的枪声彻底停歇。
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的鞭炮声在夜里炸响，报纸号外用大号铅字喊出“台儿庄大捷”。
这是全面抗战打了八个月后，中国正面战场拿到的第一场实打实的歼灭战。
战报传来时举国欢腾，可欢呼声没持续多久，一份伤亡统计被送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案头。
中国军队29万参战，阵亡负伤失踪加起来约5万，日军参战的数字被传成3万，确认遗尸7456具，日方自己报的阵亡人数才2396人。
五万换七千的战损比，像冷水一样泼在所有被胜利冲昏的头脑上。
数字里的陷阱
日军在鲁南战场真正投入的是第5、第10两个常设师团。
这两个师团经过战时补充，每个师团人数都到了2.4到2.5万，再加上配属的战车、重炮、工兵和航空队，总兵力大概有5万。
日军根本不是孤军冒进，第10师团的濑谷支队1.2万人从滕县往南打，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1.1万人从临沂往西攻。
两支部队形成钳形攻势，目标是会师徐州。
台儿庄只是他们会师的一个节点，不是什么盲目前突的孤军。
更关键的是双方的火力差距。
第10师团带着18辆九五式轻坦和21门150毫米榴弹炮，第5师团有48门75毫米野炮。
第三飞行团的近百架战机还全程提供支援。
所谓的3万日军，只是冲进台儿庄核心阵地的濑谷支队人数，拿中国29万的全部参战兵力，去对比日军的一支前锋部队，自然会让人觉得是围而难歼。
中国这边的29万大军也不是铁板一块。
第五战区名义上有27个师，可这些部队分属川军、桂军、西北军、东北军、中央军五个系统，枪械、通信、后勤全是各搞各的。
指挥协同上的漏洞更是致命。
汤恩伯的第20军团在兰陵镇咬住了坂本支队的侧背，可因为和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电台频率不一样，呼叫直接失败。
日军在局部战场上，始终能保持1:1甚至1:2的兵力优势。
战略上的包围，到了战术层面就变成了处处被动的硬扛。
惨胜背后的民族转折点
3月29日，濑谷支队攻破了台儿庄的北门，战斗正式转入巷战阶段，镇里的街道最窄的地方不到两米。
日军以中队为单位，逐屋爆破推进，火焰喷射器喷出去的火焰，能让整条巷子瞬间升温到上千摄氏度，守军士兵连人带枪，都被烧成了焦炭。
台儿庄里三分之二的房屋都被反复争夺。
有一栋三层土楼，一天之内五次更换旗帜。
日军的太阳旗、中国的青天白日旗、日军的联队旗、川军的军旗，最后插上去的是一面被血浸透发黑的破布。
没人能分清这面破布属于哪支部队，这一周的巷战，中国军队伤亡1.8万，日军伤亡约4000。
4.5:1的交换比，成了整个战役最血腥的一段记忆。
战损比这么悬殊，还有几个深层原因。
日军每个大队都配了一所野战医院和两辆装甲救护车，前线的伤员6小时内就能完成手术。
中国军队一个师只有1名军医和2名看护兵，负伤的官兵往往要被抬上三天三夜，才能送到运河南岸的临时救护站。
轻伤拖成重伤，重伤直接变成阵亡。
中国方面把失踪的士兵全部计入伤亡，日军只统计战死者。
很多被毒气和火焰喷射器杀死的士兵，都被日方记成了病死或者意外死。
这么一操作，日军的阵亡数字就被压低了。
综合多方资料比对，日军在台儿庄核心战场遗尸7456具，按照1:3的伤亡比推算，他们的总损失应该在2.2到2.4万之间。
这个数字远高于日方自报的1.2万。
即便如此，中国军队5万的伤亡数字还是显得畸高，根源就在火力代差和医疗缺位的双重放大效应。
4月7日，濑谷启支队长在峄县的指挥所里剖腹自杀，他的残部狼狈溃退，台儿庄被中国军队收复。
消息传开后，全国600多座城镇都举行了火炬游行。
海外华侨五天内就捐款10亿元法币，这笔钱占到了抗战第一年华侨捐款总额的70%。
这场胜利的国际影响也不小。
此前八个月，北平、上海、南京接连沦陷。
欧美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最多再撑六个月。
台儿庄一战，让《纽约时报》第一次在头版用上了“Chinese Victory”这个词。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日本人并非不可战胜，中国仍为远东第一屏障。
日军原本计划4月会师武汉，这个计划因为台儿庄的失利，被迫推迟了三个月。
国民政府抓住这段时间，完成了武汉、重庆的工业内迁。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写过，台儿庄胜利之后，国人皆信抗战可胜，敌亦知亡华不易，速战速决之谋遂告破产。
今天的台儿庄火车站前，矗立着一座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纪念馆的墙上，镌刻着5万阵亡官兵的姓名。
历史真正的注脚，是纪念馆外那些被弹片削去棱角的老青砖。
它们提醒后来者，胜利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
这是工业国对农业国、体系对零散、现代对前现代的降维打击。
台儿庄战役之所以被叫做大捷，不是因为它打得漂亮，是因为在至暗时刻，它用巨大的代价守住了一个民族不屈的尊严。
记住7456具日军遗尸，也记住5万中国伤亡，记住火焰喷射器的残酷，也记住敢死队的决绝。
更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但敢于流血，才有后来人站起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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