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张春法
出品：法哥嘚吧嘚
刊发：华早出击
当我们审视国际事务中的种种争议时，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时常浮现，那就是对于性质相似的事件，人们的道德评判和是非论断却可能截然不同。这种判断的差异，往往并非源于对客观事实的否认，而是深植于我们所选择的立场。立场，如同一个棱镜，折射出各异的是非光谱。它可能源于国家利益、文化认同、历史渊源或情感纽带，无形中塑造了我们认知的边界。今天，我们一起探讨这种“立场决定是非”的现象，剖析其背后的逻辑与影响，并思考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如何寻求一种更为平衡的判断智慧。
一、立场决定是非的理论内涵
“立场决定是非”这一现象深刻植根于人类认知结构与政治实践之中。从本质上看，立场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处理事务、面对利益关系等问题上表明自身态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立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受到教育、环境的影响，也取决于个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当我们探讨立场如何影响是非判断时，实际上是在探讨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个体或群体对事物正确与否的判断不主要依据客观事实或普遍价值标准，而是取决于其所处的立场位置。
从历史渊源来看，“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念要求人们按照特定身份立场来判断是非，“忠”是紧跟君主，“孝”是紧跟父母，“节”是紧跟夫君，“义”是紧跟兄长。这种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立场观，塑造了一种以尊长意志为是非标准的文化心理。而在国际政治领域，类似现象同样普遍存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归属、地缘政治考量等因素常常成为判断国际事务是非的首要标准。
从心理机制分析，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源于人类天然的群体归属需求。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认同自己所处的群体，并接受该群体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种认同感不仅满足了个体的心理安全需要，也简化了复杂的道德判断过程。然而，这种思维捷径的代价是可能模糊了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的边界，导致人们在对不同但本质相似的事件中采取截然不同的是非标准。
从社会表现来看，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形式。在政治领域，它可能表现为“阶级立场”或“国家立场”，要求人们站在特定政治立场上判断是非。在国际关系中，则体现为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对同一类事件作出完全不同的是非判断。甚至在学术领域，也曾出现如苏联时期将遗传学划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荒谬做法。这些现象共同揭示了立场思维如何影响乃至扭曲是非判断。
立场决定是非有不同表现层面，我们从三个层面分析“立场”是如何具体影响人们对是非的判断。
在个体层面，是非判断主要受到个人利益与情感偏好的支配，这种影响最常见于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之中。当人们评估一件事是否正确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倾向于符合自身利益或情感取向的结论。
如果上升到群体层面，判断标准则转变为群体认同与归属需求。在这一层面，个人会倾向于采纳所在群体（如团队、组织）的共识立场，其是非观服务于维护群体内部团结与外部边界，这在组织行为与团队决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在宏观的国家层面，是非判断彻底让位于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考量。这一层面的立场思维直接塑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与行为模式，是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最核心的驱动逻辑之一。
这三个层面由微观至宏观，清晰地揭示了“立场决定是非”这一机制在不同社会维度中的运作逻辑。
二、立场决定是非在国际政治中的现实表现
国际政治领域为“立场决定是非”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例证。在国际舞台上，各国对同类事件采取不同评判标准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对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的类似遭遇，不同国家因关系亲疏而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强烈谴责一方，而对另一方的类似行为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评判凸显了国际关系中立场先于是非的现实。
国际关系中的双重标准现象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缺乏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制定并强制执行普适性的道德和法律标准。因此，国家利益成为各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看，国家为确保生存与发展，必然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道德考量则相对次要。这种逻辑下，“立场决定是非”不再是简单的道德缺失，而是国际体系结构下的理性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立场思维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首先是利益计算机制，国家会根据自身利益权衡每个事件的利弊得失，然后据此确定立场和是非判断。其次是身份认同机制，国家会基于意识形态、文化渊源、历史联系等因素形成身份认同，对“我们”群体和“他们”群体采取不同评判标准。第三是路径依赖机制，一个国家在特定问题上的立场往往受历史因素制约，难以根据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调整。
以中美俄三角关系为例，这种立场思维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常被一些国家描述为“霸权主义”和“干涉内政”，而类似行为若来自盟友或战略伙伴则可能被弱化描述或合理化解读。相反，这些国家可能对俄罗斯的行为采取更为宽容的立场，或将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西方国家的反应而非行为本身。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源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利益考量。
国际关系中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还通过话语建构得以强化。国家通过操控话语权，对同类事件采用不同框架进行解读和表述，从而使得基于立场的双重标准获得表面的一致性。例如，将同一主权国家内的军事行动根据对象不同分别定义为“反恐行动”与“侵略行为”；将同样的外部干预依据干预者身份描述为“国际援助”或“粗暴干涉”。这种话语策略使得立场思维在国际政治论述中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外观。
我们通过三个典型案例来观察国际政治中因立场不同而导致的是非标准双重性。
首先，在“主权干涉”问题上，同样的外部干预行为会因干涉者的身份不同，被赋予截然相反的道德标签。若行为方是己方或盟友，则可能被塑造为“保护责任”或“人道主义干预”；若行为方是对手或竞争国，则会被斥为“主权侵犯”或“帝国主义行径”。其差异根源在于对干涉者身份的判断与自身的利益考量。
其次，在“经济制裁”领域，同一制裁措施也会出现两种对立的定性。如果从施加制裁一方的立场出发，这被描述为“必要的国际压力”；如果从被制裁一方的立场看，这无疑是“非法的单边强制措施”。这种表述的对立，直接反映了被制裁对象与本国关系的亲疏。
另外，对于一国内部的“内部冲突”，外部世界的定性更是立场鲜明地体现。支持冲突中的一方，则会称其为“人民正义斗争”；反对或敌视该方，则称之为“分裂主义恐怖活动”。采取何种表述，完全取决于冲突各方的诉求与本国国家利益的契合程度。
所以说，在国际舞台上，对事件性质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其选择根本上服务于行为体的立场与利益。
深层而言，国际政治中立场决定是非的现象反映了国际社会道德共识的脆弱性和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的不足。在理想情况下，国际事务的判断应基于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和人类共同价值。然而现实中，国家利益、文明差异、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伦理”难以全面落实。道德共识的达成不易，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所依循的，更是曲折中前进的渐进性历史逻辑。
三、立场决定是非的局限性
尽管立场决定是非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但这种思维模式在道德、实践和逻辑上面临着严峻挑战。从伦理角度看，极端立场思维可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使一切是非判断失去客观标准。道德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真理。道德标准因文化、社会或个人的不同而相对成立”。若将这种逻辑推向极端，则意味着像殖民者屠杀原住民、纳粹种族灭绝这样的行为，也仅能被视为“他们的文化习俗”，外人无权批判——这显然是绝大多数人道德直觉无法接受的结论。
从实践层面看，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首先，它可能损害国家的国际信誉和软实力。长期、系统性地采用双重标准会使国家失去道德权威，削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分量。其次，这种思维可能导致外交政策缺乏一致性，从而引发误判和冲突。当国家立场频繁摇摆、是非标准随意变更时，国际行为将变得不可预测，增加不确定性。再者，过度依赖立场思维可能阻碍国际合作，特别是在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的挑战面前，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
从逻辑角度审视，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它无法通过普遍化测试——如果每个国家都基于自身立场随意解释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将陷入混乱。另一方面，这种思维常常混淆解释与正当化的区别：即使我们可以从国家利益角度解释为何采取某种立场，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为该立场的道德正当性提供充分辩护。正如哲学家指出的，道德判断需要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和公正性，而极端立场思维恰恰缺乏这些要素。
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还面临着现实主义困境。即使抛开道德考量，纯粹从实用角度分析，这种思维也未必总能有效服务国家利益。短期来看，基于立场的双重标准可能带来战术收益；但长期而言，它可能损害国家的声誉，削弱联盟关系，刺激反制措施，最终损害国家利益。现代国际关系日益网络化、制度化，在这种环境下，维护信誉和一致性往往比短期投机更能促进长期利益。
从人类认知层面看，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体现了某种智力上的懒惰。它回避了复杂情境下的道德权衡和事实分析，提供了一种简单化的判断捷径。然而，国际事务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能够同时考虑多方利益和观点，在不同价值之间寻求平衡。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对狗来说立场决定是非，对人来说事实真相决定是非。狗是谁喂它，它就按主人的意志行事，它没有是非判断能力，而人则不是”。这种观点可能过于极端，但确实揭示了立场思维可能阻碍理性判断的风险。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可能掩盖真正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通过将复杂问题简化为立场站队，这种思维可能阻碍各方就实质问题进行深入对话和协商。例如，在国际争端中，单纯强调立场对立可能使各方忽视共同利益和创造性解决方案的空间。相反，如果能够暂时悬置立场分歧，从具体问题和共同关切出发，反而可能找到更有利于实现各方利益的路径。
四、超越立场寻求共同价值的可能
在认识到立场决定是非的普遍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探索超越单纯立场思维的可能性，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更具普遍性的价值基础。这种探索并非完全否定国家立场的重要性，而是试图在合理维护国家利益与尊重人类共同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理想形态的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建构，强调以优良制度的名义，在持续的变革中，不断推进“类本位”时代人类共同生存利益和福祉最大化的公共性实践。
构建人类共同价值需要超越两种极端：一方面要避免僵化的道德绝对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抵制“怎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道德绝对主义声称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真理，往往忽视文化多样性和具体情境的复杂性；而极端相对主义则可能否定任何普遍价值，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一种可行的中间道路是寻求底线共识与重叠共识。我们不需要一套完整的、绝对的道德真理大全，而是可以在一些最底线的、最基本的准则上达成共识，如反对酷刑、保护基本人权、尊重人类尊严等。
从实践角度，超越立场思维需要推动国际关系的文明化转型。这种转型包括：首先，促进国际对话从“立场宣示”向“利益协调”和“价值对话”转变，增加各方对共同问题和挑战的认知；其次，加强国际制度建设，通过规则和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纯粹立场思维的影响；最后，培育全球公民意识，使各国在关注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能考虑人类共同利益。这种转型并非否定国家利益，而是试图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理解和定义利益。
在国际事务判断中，一种更为平衡的做法是遵循“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确定立场”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首先尽可能客观地了解事实真相，然后依据普遍认可的国际法规和道德原则对事件作出初步判断，最后再结合国家利益和其他因素综合考虑。这种做法既尊重事实和普遍价值，也承认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正当地位，比简单的“立场决定是非”更为复杂也更有道德生命力。
在方法论层面，超越立场思维可以借鉴“反思平衡”的方法——在不断调整普遍原则与具体判断之间寻求协调。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同时从两个方向进行思考：一方面从普遍原则出发思考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从具体案例的判断反思普遍原则的适当性。通过这种双向思维，可以促进不同立场之间的一定程度融通，减少立场对立带来的判断偏见。
教育在超越立场思维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传统立场教育强调“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和是非立场”的培养，而这种教育需要与“普世价值”教育形成平衡。现代教育应当帮助学生既理解立场思维的现实存在，也认识其局限性；既重视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特色，也培养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这种平衡的教育，未来一代可能能够更加灵活、理性地处理立场与是非的复杂关系。
最终，超越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密切相关。在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时，人类共同利益变得前所未有的明晰和紧迫。这些挑战要求各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单纯的国家立场，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思考问题和解决方案。这种思维转变并非要求国家放弃自身利益，而是认识到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五、是非曲直谁人定？
“立场决定是非”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既反映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现实，也暴露了人类道德判断的内在困境。目前的联合国不具备一个国家政府那样的绝对权威和强制能力。国际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由平等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社会”，其中既有合作与规范，也始终存在着权力斗争和利益博弈。正是这种缺乏终极仲裁者的系统性特征，为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首要考虑自身立场而非抽象的是非标准，提供了根本性的结构动因。这一现象既有其现实合理性，也存在明显的道德和实践局限。总之，单纯依靠立场进行是非判断，虽然可能获得短期策略性收益，但从长远看可能损害国家的国际信誉和道德权威，也不利于构建更加稳定、公正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事务中寻求立场与是非的平衡点，需要我们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一方面，承认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正当地位，理解不同国家基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处境形成的特定视角；另一方面，坚持某些基本国际规范和人类共同价值，抵制极端相对主义的诱惑。中国外交部倡导的“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立场”的原则，为这种平衡提供了有益参考。
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需要在尊重多元立场和维护共同价值之间寻找更加精细的平衡。这既需要加强国际制度和规则建设，也需要深化不同文明间的道德对话，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分歧中探索共同价值。只有在充分尊重人类共同价值和基本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基于立场的差异才能成为丰富国际关系的内涵，而非分裂对立的源泉。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超越单纯国家立场的智慧和勇气，从更广阔的人类共同利益视角思考我们的未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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