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五千年》之二
文/图/唐小珍（广西）专辑/2026年/004（随笔）
《汉字五千年》之二，分享八集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第三集《霞光万道》和第四集《华夏心灵》的观片笔记。
第三集，霞光万道
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刻在甲骨上的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金文如出一辙，这说明在商代文字并不仅仅限于都城，在地方上高级的贵族也使用了文字。
周朝用分封制来巩固和加强王权的控制力，从都城出发，沿着这些线路，一尊尊象征权力的青铜器，运到了诸侯们的领地；史官们把一卷卷史册，带到了每一个诸侯国；生长在青铜和竹简上的汉字，开始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伸展。
汉字的表意性抑制了方言无限制地发展和文化共同体的瓦解。
孔子记录的《诗经》虽然记录了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但如果用上古音，也就是“雅言”来朗读的话，它的韵脚几乎是一致的。
文字是语言的反映。专家们推断，最初的汉字所记录的，是一种类似今天普通话一样的语言，这种语言称为“雅言”。正是以“雅言”为中介，成熟的中原文字，伴随着王权扩张的步伐，逐步成为古代中国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把各自独立的政权，一步步聚拢在中原王权的周围。
随着中原王权核心周天子的威风扫地，加上楚国原本在风俗、信仰等方面与中原有很大差异，自然而然地，楚人开始结合自己的习俗，改造中原文字。到了春秋后期，楚国创造出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鸟虫书”，就是在文字上特意附加了鸟虫的图形，使文字笔划变得更加复杂。
在有意无意之间，楚人成为中原文化忠实的传播者，这是汉字传播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直到今天，楚人创作的诗歌集《楚辞》，还和《诗经》一起，被视作中国文学的源头。
其它独立的文化区域，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也有着相似的文化轨迹。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越人歌》才穿越二千五百多年的时空，传唱至今。
巴蜀归秦以后，秦的蜀守李冰带领蜀人修建了都江堰。李冰父子与小篆书写的汉字一起，扎根在古蜀国的土地上，使蜀地的百姓共享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富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霸业，统一的秦帝国不仅统一了度量衡，而且将脱胎于殷周古文字的“小篆”，规定为秦帝国唯一通行的文字。从此，汉字再次以统一的面貌，向更广大的区域发展。
灵渠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军为了运送军马粮草而开凿的，强大的秦军用武力征服了岭南，并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行政机构，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就一去不复返了。饱读诗书的秦军统领赵佗和他的五十万大军留了下来，他们在秦王朝崩溃后创建的南越国，继续着他们以汉字为工具的文化传授过程，从而使广阔的南越之地，永久地成为汉字世界的一部分。
公元前196年，赵佗接受了汉高祖刘邦钦赐的南越王印绶，归附称臣。从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量器物来看，南越国采用的完全是中原的制式。文化的认同，使大汉王朝不需要动用武力，就完成了疆土统一。汉字和它所代表的汉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第一次显示出神奇的凝聚力。
汉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一个高峰，它东到东海，南到南海，西南至云南、广西等地，北到大漠，更把西域也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彻底解决了游牧的匈奴人对华夏文明的威胁。
新疆库车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种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点。大量的石窟题记，见证了那条文明之路和商贸之路的繁荣。通过丝绸之路，汉字又增添了大量的新词汇。
公元1443年12月，朝鲜世宗大王李祹突然对外宣布，新文字已经创制完成。所谓新文字，就是《训民正音》。
面对这些与他们习惯使用的汉字截然不同奇形怪状的文字，大臣们轮番攻击。创造《训民正音》之前，汉字是古代韩国唯一流通的文字。
东亚地区，从古代到近代，日本、韩国、越南借用汉字创造出自己民族的文字。
文化的版图超越了政治版图，结构方正的汉字克服辽阔的幅员，从黄河流域幅射到整个中国，并传播到东北的朝鲜、东方的日本和南方的越南，超越中华文明漫长悠久的历史，沐浴着整个东亚。
优秀文化的魅力，要远远高于强盛君主的统治力。君王的统治往往是刚硬的、冷酷的，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瞬间消亡。而柔软温情的文化渗透力，却是持久的、永恒的，不会在岁月的流逝中轻易泯灭。
汉字，跨朝越代，超越疆域界限，超越历史时空，到今天仍然在广阔的东亚大陆上闪耀着美丽的光芒。
第四集，华夏心灵
梁其簋，一件上海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铸造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是一种祭祀祖先时使用的礼器，在这件礼器的铭文中，有这样一个符号，一个小儿醒目地站立在象征宗祠的屋顶之下，这就是汉字的“字”。
它的造字意图可以理解为把一个新生命领到天地和祖先面前，通过某种命名仪式，希望他能承担起沟通永恒祖先和无尽未来的使命。
大约公元前240年，秦国丞相吕不韦命令门客编撰一部囊括天下融汇古今的巨著，以便将来治国安邦时作参考，这部巨著便是《吕氏春秋》。
为了精益求精，吕不韦命人将《吕氏春秋》悬于咸阳市中，并放出话来：“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
据考证，此时“字”已经由供奉血缘绵长预示宗族兴盛的符号，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汉语书写系统的统称。
厚厚的黄土不仅养育了华夏儿女，也培育了独特的农耕文明。
武丁是商朝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国王，被后世子孙尊称为“帝丁”。“帝”字在甲骨文中本来是指宇宙的主宰，用这个字来形容人，武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
甲骨文告诉我们，小家庭是大家族进化的果实。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大家聚族而居，小家庭是一个奢侈的理想。甲骨文中的“子”代表所有的孩子，“祖”是所有一切男性祖辈的统称；“妣”是所有一切女性祖辈的统称；“父”既可以是亲生父亲，也包括伯父、叔父；“母”不仅指生身之母，姑姑、婶婶、姨妈、舅妈都称为母；而平辈人，只要有血缘关系的，不论远近，也不论男女，都统称为“兄”或“弟”。
随着铁犁和牛耕的出现，以及集权制的兴起，家越来越小，亲戚越来越多。
据人类学家统计，古往今来所有不同的文化中，中国人创造的亲属称谓是最多的，大约有三百五十个。其次是古罗马，大约有一百二十二个；而其他民族大多维持在二十到三十个之间。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在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中，已经需要单独的一章来解释和定义日益复杂的亲属称谓了。
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史墙盘，它是公元前900年前后，一位名叫墙的史官，为祭祀自己的先祖“微子”而铸造的礼器。距离“微”字不远，一个孩子搀扶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这就是数千年来温暖了无以计数的中国家庭的“孝”字。
早在两千九百年前，先民们已经用当时最贵重的金属，将“孝”字熔铸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殿堂。
“百善孝为先”，正是在这块基石上，我们的社会道德才充分地发育起来，成为作用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品格。道德和文化都依赖于血脉相传。
“仁、义、礼、智、信”大写在龙的土地上，成为永世高扬的精神旗帜，成为所有高贵者和低贱者、贫者和富者、农人和学者共同信守的价值规则。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限制地接近追求，是人的心灵和社会道德一个没有尽头的奋斗目标。在这个路途上，一个文明的伟大实践者，不论和风细雨，还是慷慨激昂，不论名垂青史，还是默默无闻，数千年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比较而言，西方文明是外在追求认知和利益的文明，而中华文明是追求内在心灵和道义高度的文明。
202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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