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凌晨的北京仍在隆冬的寒意里。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秘书长的李德生披衣而起，电话那头传来前线指挥部的汇报：“首长，已安排李和平同志赴广西作战，职务是前线司令部参谋。”短暂沉默之后，他只回了一个字：“不行。”值班军官愣住，李德生随即补上一句——“让他下连队，带枪参战。”
南疆的炮火尚未打响，这场父亲与组织之间的“交锋”却先一步展开。部队考虑到李和平的作战经验和文化程度，安排参谋岗位无可厚非；李德生却坚持“自己的孩子不能因为姓李就少流一滴汗”。这句倔强的话，很快通过电话线传到南方，成为作战会议里一个让人动容的插曲。
这份倔强并非一时冲动。李德生一九一六年生于安徽，十四岁参加红军，长征时被冻得脚底生疮，也没落下队伍。淮海鏖战中，他率部猛攻碾庄圩，身上被弹片划开，却死死按住伤口继续指挥。这样的经历塑造了他的军人天性：战争要讲牺牲，军纪更要人人平等。到了一九四九年，他不过三十三岁，却已是兵团级将领。凭的正是“不吃特殊、不让特权落在自己背上”这一条。
进入七十年代，越南在边境频频挑衅，自称“第三军事强国”，对中越边民射杀、抓捕。外交谈判多次破裂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作出决策：自卫反击。二十七个师、二十余万官兵火速集结。各部队的青年争着报名，李和平也写下请战书：“参军十九年，此刻不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批复很快下来，却带着“参谋长”头衔。消息一到北京，李德生立刻找到总参相关负责人：“别人的儿子能冲锋，我儿子也能。要么不去，要去就让他跟连队同吃同住。”会场气氛一度凝固，最终作战计划调整，李和平被编入攻坚连，担任副连长。
为何如此较真？答案藏在李家多年的家规里。李德生常挂在嘴边的十一字：“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上世纪六十年代，部队给首长配车，他硬把家人挡在车外，让孩子们自己挤公交。七〇年初，天津工学院给部队预留少量招生产能，李和平刚好达标，兴冲冲回家打电话请示，父亲回一句：“名额宁可空也不能给你，把根扎在基层最要紧。”电话啪地被挂断，李和平脸色通红，队友则投来同情的目光。
婚事亦如此。一九七五年，李和平准备在南京办婚礼，“想热热闹闹”，向母亲曹云莲开口要三百元。母亲一句“口气不小”让他碰壁，几日后又收到父亲来信，全文都是批评：“当兵人图的是立功，不是排场。”没有红包，连字里行间都透着冷峻。最终婚礼只摆一桌家宴，连部队老战友也只有一位到场。
女儿李远征的遭遇更能说明父亲的原则。一九七九年，她在济南军区总医院等职称评定，硬性条件全齐，却因名额有限错失晋升。同事劝她去找父亲“打个招呼”。她带着委屈敲开父亲的门，却听见一句冷冰冰的回答：“该排队就排队，医生先救人，别先救面子。”那一夜，李远征哭红双眼，却从此再没提过进位的事。
正因家教如铁，李和平赴前线后没有丝毫犹疑。二月十七日凌晨，反击战正式打响。高平、谅山方向的山林里，镜面机枪火光与炮口焰相互映照。李和平带队翻越一座高地时，腰部中弹，所幸未及要害，还坚持指挥破障。事后统计，他所在连队伤亡近三成，击毁火力点十余处，被记个人二等功。战后清点物资，他缴获的俘虏枪支上交一支不少，战友们都说这才是“将门虎子”。
电报送到北京，李德生只停顿片刻，叮嘱政委：“让他住院，别忘记把战功记到连队集体名下。”对儿子挨枪子的反应，与对普通战士并无二致。有的老部下回忆，“主任最大的奢望，就是全军上下都能照章办事”。这份朴素的公心，来源于自小吃过的苦：他少年时曾在阜阳河堤上讨过活，看惯了官老爷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情景，自许绝不当那样的官。
和平年代，他依旧闲不下来。一九九四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颁发，他和耿飚、王光英等人牵头创办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有人劝他享清福，他摆手：“活着就得干点事。”联合会把重心放在青少年国防教育，李和平卸甲后接棒至今，穿梭校园和社区，讲父辈的故事，也讲自己的伤疤，提醒孩子们“和平来之不易”。
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九十六岁高龄的李德生在北京逝世。讣告上列出的头衔很长，却没人忘记他那句耳提面命的老话：“别把姓氏当筹码。”而那场硝烟中的一幕——父亲否决“参谋”安排，儿子背枪奔赴火线——更像一颗深埋的钉子，让无数军人记住了正风肃纪四个字的分量。时至今日，李家一门六子女仍在不同岗位上低调行事，他们每逢家宴，仍会提起那年电话里的“一个字”，随后哈哈一笑，举杯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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