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36岁。这位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牺牲，曾长期笼罩在“谁是叛徒”的历史迷雾中。张亮与周月林两位女性因一同被俘又较早出狱，被误指为告密者，蒙受数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史料解密与复查工作推进，真正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才浮出水面——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徐氏与前苏区收发员郑大鹏，正是这两人的供词与指认，最终断送了瞿秋白的生路。
1935年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因严重肺病，由中央分局安排转移，拟经闽西转道香港就医。24日，他与何叔衡、邓子恢等人行至福建长汀濯田区水口镇时，遭遇国民党保安十四团伏击。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脱险，瞿秋白与项英之妻张亮、梁柏台之妻周月林被俘。为隐藏身份，瞿秋白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是江苏籍医生，因游历福建被红军俘获，趁乱出逃时被捕。其文雅的谈吐与瘦弱的身形，暂时骗过了敌人，被关押于上杭监狱。
此时的瞿秋白仍有脱险希望。他在狱中致信鲁迅、杨之华等人，请求设法保释，上海方面也已着手准备铺保手续。但这一进程，被两个月后的一场被俘事件彻底打断。1935年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在武平县梅子坝山区遭国民党第八师围剿，省委书记万永诚战死，其妻子徐氏被俘。徐氏起初尚能坚守气节，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最终屈服，供出了关键情报——瞿秋白曾于2月在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居住两晚，后向永定方向转移，大概率已在濯田一带被俘。
这一供词如获至宝，国民党当局立即下令对近期被俘人员展开严密清查。瞿秋白所在的上杭监狱成为重点排查对象，他“江苏籍医生”的身份虽仍无破绽，但文雅气质与被俘地点，与徐氏供词高度吻合，引起敌人怀疑。为确认身份，敌人从被俘人员中找到曾在中央苏区人民教育委员部担任收发员的郑大鹏。此人早已叛变，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被带到暗处指认“林祺祥”。面对昔日上司，郑大鹏直言不讳：“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双重证据之下，瞿秋白的身份彻底暴露。面对叛徒的当面指认，他坦然承认身份，放弃了伪装与保释的可能。蒋介石随即发电指令严查，劝降无果后下令处决。而徐氏的供词与郑大鹏的指认，不仅终结了瞿秋白的生路，也将无辜者推向深渊。张亮与周月林因一同被俘，又在1938年经人保释出狱，被理所当然地扣上“告密换自由”的罪名。项英竟因流言与猜忌，亲手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张亮；周月林则在1955年被捕入狱，背负“叛徒”罪名服刑二十余年。
历史的真相，在时隔四十余年后才得以厘清。1979年，有关部门在复查瞿秋白案时，发现了国民党当年的报纸报道，明确记载“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结合党史部门掌握的郑大鹏指认史料，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徐氏与郑大鹏的叛徒行径。
同年1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为其无罪释放，长达数十年的冤案终于昭雪。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复查报告，明确瞿秋白被捕后坚守气节，绝非叛徒，彻底推翻了“文革”期间的不实指控。
徐氏与郑大鹏的叛变，性质截然不同却形成致命闭环。徐氏作为省委书记的家属，知晓瞿秋白的转移计划与行进路线，她的供词为敌人提供了精准的排查方向，是身份暴露的“源头”；郑大鹏作为瞿秋白的旧下属，熟悉其样貌特征，他的当面指认则彻底坐实了身份，是最终的“确认”。两人的背叛，并非临时起意的无奈之举，而是在酷刑与利诱面前的气节崩塌，成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污点。
这场叛徒疑云的背后，是战争年代特殊环境下的历史误读，也是派系斗争与政治运动对史实的扭曲。张亮与周月林的蒙冤，反映了革命年代信息闭塞与猜忌丛生的残酷现实；而瞿秋白的牺牲，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党的重大损失。历史最终以严谨的复查工作还原了真相，既为无辜者洗清冤屈，也让真正的叛徒无法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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