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九零年的五月中旬，日头正盛，一位七十六岁的老者踏上了苏州的地界。
这一趟，他是特意从南京挤着中巴车过来的，车轮子在土路上颠了一路，把这把老骨头摇得够呛。
身边的工作人员早就盘算好了，先在常熟县城找个招待所住一宿，缓一缓乏，第二天再去阳澄湖。
毕竟也是快奔八的人了，身体哪能跟年轻时候比。
可谁知，车刚停稳，老人在门口瞅了一眼天色，手一挥：“太阳还高着呢，接着赶路。”
这就叫人没辙。
这位执拗的老人，正是叶飞。
大伙儿私下里琢磨，老首长这么急火火的，怕不是急着看风景，就是急着会老友。
这地方对他来说太特殊了，那是他当年扬名立万的战场，也是那出红遍大江南北的《沙家浜》故事发生的地方。
可真到了地头，老将军办的一件事，让随行的一帮人都摸不着头脑。
知情的人都晓得，叶飞在这儿有一位分量极重的“故交”，名叫陈阿妹。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三个字就是水上游击队的“护身符”。
如今车轱辘都压到了湖边，只要跟那边打个招呼，派辆小车去接，或者哪怕车队多绕个弯子，这两位就能见上一面。
要是真见了，那绝对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世纪重聚”，够赚人眼泪的。
没成想，叶飞一口回绝了。
他仔仔细细问了陈阿妹现在的住处——听说是搬到了南岸的何市镇，走水路单程就得耗上两个多钟头——老将军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嘴里蹦出一句：“都八十好几的老太太了，经不起这么来回折腾，这面，就不见了。”
这话听着平平淡淡，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近人情，透着股“冷”劲儿。
大老远跑过来，结果就在最后的一脚油门上踩了刹车。
不少人觉得这事儿办得太遗憾。
可要是你翻开叶飞一九三八年的那些老账本，看懂了他当年的那些取舍，你就会恍然大悟：
这哪里是遗憾，分明是这位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老将，这辈子最柔软的一笔“算计”。
他当年的那些“狠心”和如今的“不忍心”，其实骨子里的逻辑是一样的。
把日历往前翻五十二年，回到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四日。
那会儿摆在叶飞面前的选择题，比“见不见老友”要难上一万倍，那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
那天，新四军驻泾县指挥部的电话突然炸响了。
陈毅一把抓起听筒，电话那头是政委项英。
电报惜字如金，分量却重得压手：不同意部队往东挺进苏南。
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
项英作为政委，他的判断代表了当时军部大多数人的心思——苏南那是鬼子的后花园，铁路、公路像蜘蛛网一样密，又是水乡泽国，部队开过去，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这时候，陈毅没说话，把电报递到了叶飞手里。
屋子里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这不仅仅是怎么打仗的问题，这是还要不要听指挥的政治红线，更是几千号兄弟能不能活命的生死关头。
陈毅盯着叶飞，问了一句：“往东走，你心里有几成底？”
就在这一瞬间，叶飞脑子里的算盘珠子拨得飞快。
如果缩回去，部队窝在皖南大山里倒是安稳，可就是个死局，想发展壮大门儿都没有。
如果硬着头皮去，那是险棋，可那也是敌人的软肋，是粮草兵源最肥的地方。
叶飞咬着牙，吐出八个字：“七分发展，三分自保。”
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精明：他没敢把话说满，也没说五五开。
七分是为了图谋发展，那是必须要赚的；三分是为了保住老本，那是底线。
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来扛。”
陈毅听完，把电报往桌上一拍：“妥了，那就干！”
这就是叶飞的行事风格。
到了节骨眼上，他敢为了捞那条“大鱼”，去冒天大的风险。
二十天后，叶飞带着队伍像一把尖刀，撕开了太湖东面的封锁线，一头扎进了阳澄湖的芦苇荡。
回头看，这把豪赌，他赢了。
阳澄湖看着是个死胡同，其实是条活路。
日本鬼子有洋马，有摩托车，可到了这种七拐八弯的河汊子里，全是摆设。
国民党的保安团人是不少，可借他们两个胆子，也不敢往这迷宫里钻。
这种让人头疼的地形，反倒成了叶飞手里最硬的盾牌。
到了六月二十四号，叶飞又下了一步让人手心冒汗的险棋。
夜袭浒墅关。
这地方是个什么成色？
那是沪宁铁路的咽喉要道，鬼子在那儿驻了一个小队，工事修得铁桶一般。
按游击队的老规矩，那是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搞搞运输车，撬几根铁轨也就得了。
直接去硬啃鬼子的据点，那不是找死吗？
可叶飞心里的账本跟别人不一样。
他琢磨着：要是光挠痒痒，日本人根本不在乎。
要搞，就得搞个大的，把日本人打疼，打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新四军这号人物。
咋整？
他可没傻干。
派了一个排的弟兄，趁着黑灯瞎火摸到了铁路桥底下，把炸药包安得妥妥当当。
大部队在正面佯攻，敲锣打鼓吸引火力。
这是一笔典型的“小本万利”的买卖。
用几百号人和几斤炸药，去换一条沪宁铁路瘫痪的大价钱。
结果咋样？
八十分钟，战斗结束。
守军一个没跑掉，沪宁铁路愣是趴窝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的停运，比杀多少个鬼子都解气。
国外的报纸虽然只轻描淡写说是“苏州附近有小股匪患”，可只有日本人自个儿心里清楚，这股“匪”下手有多狠。
这就是叶飞的决策逻辑：不做亏本买卖，要打就打这种性价比最高的仗。
可话说回来，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战，也带来了一个甩不掉的麻烦——伤病号。
江南那地界，又湿又热，加上天天急行军，部队里病倒、伤倒的一大片。
这时候，第三个要命的难题摆在了桌面上：这些人咋安置？
带着走？
部队要在大芦苇荡里钻来钻去，带着担架，搞不好全军都得被拖累死。
留下？
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扔下一帮没战斗力的人，那跟送他们去死有什么区别？
这笔账，太残忍了。
最后，叶飞还是咬牙选了第二条路。
他把三十多个实在走不动的伤员，留在了东塘寺。
这乍一看，像是个为了保全大局而牺牲局部的“冷血”决定。
可叶飞心不是铁做的。
谁能想到，正是这个看似无奈的决定，后来竟然结出了这么大的果子。
那三十几个伤员，没一个是孬种。
他们在养伤的时候，跟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自发搞起了水上抗日小组。
慢慢地，这星星之火，竟然烧成了六个支队的地方武装。
这就是后来《沙家浜》那出大戏的根儿。
当年的“弃子”，最后成了深深扎在芦苇荡里的“种子”。
话头再扯回一九九零年的那个下午。
叶飞站在船头，眼睛死死盯着东塘寺的方向。
当年的茅草棚子早没了影，取而代之的是亮堂堂的砖瓦房。
陪同的干部在一旁解释，说是改革开放了，要搞旅游，老房子留不住。
叶飞点了点头，没言语。
他心里明镜似的，世道变了。
当年的芦苇荡那是杀场，现在的芦苇荡那是公园。
当年的渔民是帮着藏兵的恩人，现在的渔民是做生意的小老板。
当听说陈阿妹搬到了南岸，而且岁数大了，那个“不见”的决定，分量就更重了。
要是搁在一九三八年，为了打鬼子，为了革命，他可能会硬着心肠要求陈阿妹配合工作，甚至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那是战争年代的规矩——为了赢，谁都得豁出去。
可到了一九九零年，太平盛世，他心里的账本换了算法。
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为了配合一个所谓的“感人场面”，在水上颠簸两个多钟头，万一要是因为这把老骨头折腾出个好歹来。
这笔账，太亏了，划不来。
当年的“狠”，是为了保大家的命，是为了活下去。
如今的“冷”，是为了保故人的安宁，是为了不打扰。
随行的卫生员看他脸色不太对劲，赶紧递过来速效救心丸，被他轻轻推开了。
他不需要吃药。
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法子，跟那段峥嵘岁月告了个别。
那天傍晚，在沙家浜革命历史陈列室，馆里的负责人请他留个墨宝。
叶飞沉吟了一会儿，提笔写下了两句诗：
“昔日芦荡烽烟起，今朝静水养鱼忙。”
这两句诗，其实就是他对自己这辈子所有决定的最好解释。
当年为啥要把战火烧起来？
就是为了今天老百姓能在太平水面上安安心心养鱼。
既然已经是“静水养鱼忙”的好日子了，那就别再用过去的硝烟味去惊扰老友的清净了。
第二天，叶飞启程回南京。
报纸上并没有连篇累牍地报道这次行程。
后来有人统计过，当年新四军东进江南，光是在阳澄湖这就留下了四百一十个烈士的名字。
这里头绝大多数人，连哪年生的都没人知道。
叶飞没见陈阿妹，在很多看客眼里，这事儿挺遗憾的。
可要是过些年，当我们不再把历史当故事听，而是把它看作一次次艰难的抉择时，你会发现：
那种克制的、理性的、不去打扰的温柔，才是一位指挥官对老战友最体面的敬意。
有些人，见还是不见，那份情义都已经融化在那片水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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