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6日清晨七点，北京忽停的春雨带着泥土味。袁瑞良拖着一只旧皮箱，从人大招待所三层走到院子里，心里掂量着即将开启的福建仕途。他要去莆田任副市长，这意味着与跟随五年多的叶飞将军正式道别。
楼道静极，回声清晰。袁瑞良脑海里突然闪过1990年1月的画面——那天下午，秘书局长李保顺的一通电话把他叫到叶飞副委员长办公室。推门的一刻，他甚至闻到了雪后暖气的味道。叶飞一句“听说过我脾气大吗？”破了冰，随后又补了一句：“别怕，我不写小报告。”当时的他只觉得心里一热。
叶飞作风简约，却从不对原则让步。1992年香港一位富商提出赠送奔驰600，信件递到办公桌前，将军只抬眼两秒，“不要！”语声如敲木鱼。秘书没再劝，那封信就压在纸镇下，被当成反面教材。
同年春天，深圳某企业邀请将军剪彩，并许诺一把价值五万元的纯金剪刀。叶飞当场黑脸：“别说五万，就是五十万，也免谈。”袁瑞良记得自己在旁边直冒汗，手里的记录本差点掉地上。自那以后，只要活动带商业味，他一律回绝，久而久之，对方改去找别人，叶飞办公室门口清净了许多。
将军脾气来的快，去得更快。1990年3月，人大代表团长会议上，万里谈反腐，叶飞拍案而起接话。脱若男局长上前劝，他却一句“不要你管！”压得会场空气凝滞。第二天天未亮，叶飞把袁瑞良叫来：“替我向脱同志道歉，昨天失礼了。”那份知错能改的坦荡，比昨日火气更让人印象深刻。
守纪律，是他对家人同样的要求。机要文件分级摆放，王于畊阿姨若不在阅读名单，哪怕卷宗就放在茶几，也绝不翻看。叶家客厅里常摆一壶清茶，外人见惯了以为简朴，其实那壶茶背后是一套严密的保密制度。
夜深写稿，是叶飞几十年不变的习惯。1992年12月南京华侨委员会座谈会前夜，他提前一个半小时就寝。凌晨一点，却在窗前思考提纲。袁瑞良醒来要代劳，被叶飞摆手拒绝：“你睡去，我自己来。”天亮交稿时，将军把草稿递给秘书：“看看，有疏漏提醒。”角色互换的那一刻，袁瑞良才真切体味“领导要自己动笔”的含义。
工作间隙，叶飞两大消遣：读书与围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日必读，鲁迅十六册线装版翻得毛边。围棋来自新四军时期的战地爱好，晚年依旧兴致勃勃。遗憾的是袁瑞良学不会，将军打趣：“他什么都好，就是不下围棋。”一句轻笑，拂去了日常紧张。
1992年春，北京某小学因电视宣传犯难，校长找上袁瑞良。原本联系好的政协副主席临时生病，活动告急。袁瑞良硬着头皮向叶飞汇报，将军听完只是点头：“支持教育嘛，应该去。”第二天，戴红领巾的孩子们高呼“欢迎叶爷爷”，场面热烈却没有铜臭。那次经历，袁瑞良明白了“权力用在正道，最踏实”。
回到1995年这一天，叶飞坐在书桌后，眉宇间透着疲惫却精神坚毅。听完秘书的离任汇报，他问：“家里安排妥了？孩子学业别耽误。”得到肯定答复，老人停顿片刻，低声却铿锵：“记住，不管在哪，洁身自好。”
这句话不长，却胜过千言。莆田高速项目招投标时，全国一百四十多支队伍竞逐，46公里，14亿元，谁都知道副市长手中握着生杀大权。面对递来的厚厚名片和酒局，他先放话：“本人无价，不卖！”身旁人先是愣，然后摸不着头脑地离开。
1996年，福建省委将袁瑞良列为厅级干部廉政勤政典型，莆田市委写了整版报道。叶飞翻到那期《福建日报》，边看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两句：“好，好。”言辞寥寥，欣慰尽在眼神。
1999年4月18日，将军病逝于北京医院。噩耗传到莆田，袁瑞良握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只说八个字：“马上动身，回京送别。”灵堂肃穆，他站在挽联前，往日种种，像老旧胶片，一帧帧浮现。
叶飞晚年常讲，新四军北撤那夜，雨打帐篷，“纪律”二字被他记在皮夹里。几十年后，那张被水浸过的旧纸早已泛黄，可几个楷体大字还在。洁身，是原则；自好，是底线；把这八个字带上路，才算没有辜负跟随老将军的五年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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