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深秋的一个夜里，京西的褒忠护国寺灯影摇晃。守庙多年的老太监信修明听见远处卡车轰鸣，他站在院门前，拄着拐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城里变天了，风向也许马上要吹到这座古寺。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上刚刚降下礼花，周恩来望着夜空，对身畔工作人员低声交代：“得尽快为英烈寻块净土安身。”
从这句嘱托生出的，是北京市一次大规模的选址行动。副市长吴晗临危受命，手持图纸走遍京郊。任务十分明确：离城近，交通便，地势开阔，不能占良田，还得绿树成荫。北京当时方圆不过二十里就到村头，一旦划地就可能压到百姓口粮，难度可想而知。
最先被提议的是万安公墓。这里自一九三〇年开埠，即是北平知名的商业墓园，李大钊、马占山等名人早已长眠其间。可要在密密麻麻的墓区里再开一片革命专用地，无论是迁坟还是拆建，都可能触碰无数家属的心，吴晗当即否了。
人手紧，时间紧。考察队干脆往西走，越过阜石路，来到石景山脚下。灰蒙蒙的天色里，三座小山丘肩并肩伏着，山脚一片苍松环抱，似一幅天然的屏障。余心清指着坡下灰墙绿瓦处发问，随行老乡回道，那是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太监庙”——褒忠护国寺。再问山名，老乡笑：“八宝山呐，说是埋着八件宝贝，谁也没见过。”众人对望一眼，心里都动了念头。
这块地可不只是风景好。地势平缓，背山面城，距正阳门十多公里，修路、栽树都方便。然而，麻烦也随之浮现。褒忠护国寺自明初葬有“钢铁”太监刚炳后，就成了京城太监的归宿。解放前，太监多被视作“刑余之人”，家族宗祠不肯收殓，他们只得抱团取暖。到一九四九年，寺里尚聚着七十多位白发中官，靠出租地皮、赊香火维生。
吴晗很清楚，若粗暴动手，不但影响民心，还会让北京城里风言风语。于是先见为主，他请来地质专家勘探土壤，又把规划草图反复修改，尽力保留古柏、碑刻。待准备充分，市政府派出专班，与信修明等人坐到一张方桌旁。
“护国寺是我们几代人的栖身处，拿走它，是逼我等上绝路。”信修明第一句话便顶得又直又硬。老人声音嘶哑，却透着一种对命运的执拗。工作人员不急不躁，搬出政策：土地归国，个人安置由政府负责，住房与生活费一并保障。态度诚恳，语气平和。临走时还加了一句：“请转告庙里诸位老先生，人心都是肉长的。”
几日后，寺门外贴满请愿纸条，红漆大字“誓死不迁”甚是扎眼。街道、公安、卫生、民政多部门连续入寺做工作，情真意切，甚至给老人们请了老宫廷医师坐诊。北京的媒介也在悄悄发声：革命英烈需要落叶归根，老太监们也该有更好的归宿。僵局就这样慢慢松动。
一九五〇年二月，市府批复：为僧众在西直门内购置三进四合院两处，派专人照料，发放生活补助；寺中碑刻与佛像由市文物处集中保护。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出短讯——“北京市革命公墓选址八宝山，工程即日开工。”消息一出，京城老百姓纷纷议论：昔日太监庙要变成烈士陵园，真是世事翻新。
工地很快热闹起来。上百名年轻工人挥汗搬土，老八路的勋章在阳光下闪光。为了不惊扰旧墓，设计师刻意把新园区向南外推，原有太监墓区用青砖垒起护墙，牌匾改刻“褒忠遗址”，留作历史见证。有人打趣：“老中官守了一辈子庙，没想到给烈士看门也算功德。”
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北京细雨。载着任弼时灵柩的汽车缓缓驶上新铺就的水泥路。公墓大门尚未完工，但松柏已栽下，白花铺满台阶。附近村民自发前来，脱帽肃立。四声礼炮后，党和人民第一次在这片新生的圣地为领袖送行。那一天，信修明远远站在坡上，双手合十，没有再说一句反对的话。
此后，烈士、将帅、无名英雄陆续入驻。公墓次第扩建，公路、公交、地铁相继通达。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人清理旧墓时，在后院掘出“明洪武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讳铁之墓”残碑，人们这才从史书里找到那位“钢铁太监”的来历，一段埋藏数百年的往事与共和国的记忆就此交汇。
今天的八宝山，每一块墓碑都是一部民族史书。游客往来，瞻仰鞠躬，脚下的鹅卵石被时光磨亮。褒忠护国寺早已不见晨钟暮鼓，唯剩几棵古银杏静默伫立。老太监们的后事得到妥善安排，传说中的“八件宝物”始终无人能证，但这片山岗真正的宝藏，早已化作无数为国捐躯者的名字，镌刻在松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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