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深冬，新疆喀什城外满是积雪，中央勘界小组的测绘员顶着寒风抬头望向远处的喀喇昆仑主脉。无人想到，这片海拔五六千米的冰川地带，会让一个久经战火的将军再度站到历史分岔口。那个人，就是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

耿飚此时五十三岁，背包里塞满旧版地图和满页批注的日记本。自1950年被周总理点将“改行”，从此“老枪杆”成了“新嘴杆”，他先驻瑞典，后赴巴基斯坦。表面身份是大使，骨子里仍是老参谋——观察、比较、推演，手法没变，只是战场换了。

刚到伊斯兰堡时，巴方热情得近乎破例：还没递国书，总统米尔扎就提前会见。对话间，米尔扎一句“耿将军，家门常开”，让耿飚嗅到突破口。地缘战略的棋盘从来不缺玩家，但信任才是稀缺资源。

信任最难靠宣传堆砌。巴方1958年遭遇粮荒，请求紧急援助。一些幕僚想在大米袋上印“援助”大字，以便“扬名”。耿飚摆手：“别学美国人卖广告。咱们送粮，是朋友搭把手，不是做生意。”后来运抵卡拉奇港的六万吨大米，只写两个红字——中国。结果巴基斯坦报纸连日“自来水”式报道，中巴友好不胫而走。

同样的务实姿态，被他带进了勘界桌面。坎巨提——喀喇昆仑山一块僻静飞地，历史上短暂归元朝直接管辖，其后长期与中原王朝往来有限。清代也仅列为藩属。民国绘图一度遗漏，直到建国初再被涂回国界线内。

1962年春，耿飚与地图专家反复核对档案，得出一个让旁人吃惊的结论：保留这一飞地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价值，且会增加边防摩擦。他直言：“地图上伸出去的小尾巴，不如友邻心里的一条大路。”那宛如从兵书里翻出的判断，却来自他多年与外军打交道的直觉——多一条边境争议，少十分战略回旋。

回国述职时，耿飚把一摞旧图纸摆在中南海会议桌上，沉声陈述利弊。周总理注意到一个细节：耿飚用红笔圈出的，不只是坎巨提本身，还有一条预设公路走向——未来可将喀什直接连到巴北部市场。“放弃飞地，修好通道。”耿飚的建议简练到一句话。

毛主席看完材料，问：“你有几成把握？”耿飚立正回答：“七成靠谈判，三成靠互信。”主席微微点头，没有更多言语。几日后，中央批示：同意按传统习惯线划界，坎巨提划归巴方。

1963年3月2日，《中巴边界协定》在北京签字。第一条就明确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正式确定全部边界线。坎巨提问题自此尘埃落定，喀喇昆仑山走廊的5310平方公里也调入中国疆域，双方各取所需，避免了漫长纠纷。

签字仪式后，巴基斯坦外长对耿飚说了一句俏皮话：“耿大使，边界线拉直了，我们的心也顺了。”耿飚笑着回了三个字：“彼此彼此。”这段对话只持续数秒，却被多位与会者写进回忆录，原因很简单——双方太清楚，这不是简单的“割舍”或“交换”，而是共同为将来留出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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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界完成并不意味着事情结束。耿飚紧接着推动“空中一小时，陆上一千公里”计划。1966年3月，《喀喇昆仑公路协定》签署，中巴正式合建长达千余公里的公路。十多年后，这条路把塔科特与喀什连成一线，也把货物、文化和情谊稳稳摆上卡车车厢。

有意思的是，耿飚依旧保持“将军作风”。修路勘查阶段，他亲自钻峡谷、蹚冰河，同测量员一同吃干馍。有人担心大使身份“失分”，他反问：“路都修在悬崖上了，人还端着架子？”一句玩笑，折射的是当年不少外交官的务实底色。

稍晚的1970年代，中巴航班越飞越密，两国贸易额翻了数倍。回头看，坎巨提早已成为地图上的注脚，真正铺开的，是山口、航线和人情往来。巴基斯坦媒体在一篇评论里写道：“中国把一块冰山交给了我们，却让两国共享了一条暖流。”这句话虽带文艺腔，但点出了勘界背后的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从不把自己塑造成“割地”的决策者。在一份内部讲话中，他强调：“这是国家利益的平衡，不是某个人的慷慨。”历史档案显示，勘界文件数易其稿，反复测量、对照地形、校核旧档，过程严谨得透不过气。最终文本只有短短七条，却凝结了数百页的比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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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选择固守坎巨提，喀喇昆仑公路能否顺利落地？疆域线会否成为争议线？谁也说不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巴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一直保持高水平互信，与1963年那份协定有直接关联。

耿飚1971年调回国内，后来担任对外联络部部长，再到国防工业口。多年后回忆驻巴经历，他淡淡一句：“边界划清，朋友走近，这账划得值。”语气平常，却映照出老一辈革命家把“打交道”与“打胜仗”视作同一种责任的胸襟。

坎巨提故事至此落幕。白纸黑字写下的边界，与山谷里蜿蜒的公路相互映照。它们提醒后人：在国家利益的天平上，理性与担当往往比尺土更加沉重。耿飚在喀什风雪中做出的那个判断，不只是一位大使的抉择，更是一代人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