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保密局大特务谷正文的办公桌上，扔着一张巴掌大的绿色硬纸片。
上面赫然盖着“国防部”的大红印章，右下角还有一个中将龙飞凤舞的签名。
这东西本来是吴石将军给下属用来保命的“护身符”，结果谁也没想到，转眼就变成了送他们上路的“阎王帖”。
再此之前，没人敢信，这张薄薄的纸片背后，竟然牵出了一桩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红色特工”大案。
当特务们的枪口对准那位负责经办的上校时，他甚至都没来得及换下那身随意的白衬衫和短裤。
说起聂曦这人，其实挺有意思的。
1917年生在福建闽清，跟那些黄埔系的“天之骄子”比起来，他简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没啥显赫背景，能混到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全靠两个字：靠谱。
这人身上有股闽南人特有的“认死理”和义气。
要不是碰上吴石，他顶多也就是个在乱世里随波逐流的旧军官。
但他偏偏遇到了吴石。
吴石是谁？
那是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早就看透了国民党那烂摊子，铁了心要帮海峡对岸。
聂曦虽然不是党员，但他认准了吴石这个人。
在这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把信任交给了吴石，这分量比什么入党宣誓都沉重。
事情坏就坏在一个叫蔡孝乾的人身上。
这人是当时中共台湾工委书记，按理说位高权重，结果是个软骨头。
历史有时候真挺荒诞的，搞垮一个精密情报网的，往往不是敌人多牛逼，而是自己人太拉胯。
蔡孝乾这货生活作风那是相当奢靡，逃亡路上竟然因为嘴馋，跑去镇上下馆子解馋，结果被抓了。
被抓后为了保那个姘头，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这一招不要紧，直接把刚带情报走的朱枫给卖了。
谷正文拿到供词的时候估计手都在抖，因为线索直指国防部高层。
当时情况那叫一个火烧眉毛。
朱枫身上带着《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和舟山兵力配置，这对于正在准备打仗的解放军来说，简直就是开了“天眼”。
朱枫必须走，海路封了，只能走天路。
这就回到了开头那张“特别通行证”。
吴石当时面临的是个无解的局：要么走普通流程，太慢，容易夜长梦多；要么动用中将特权签发特别通行证，机场免检，直接上军机，但风险巨大。
聂曦当时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是搞总务的，心里门清：这种特权在平时是便利，在戒严时候就是靶子。
一旦出事，这上面吴石的亲笔签名就是铁证，想赖都赖不掉。
他建议稳一手，把痕迹抹干净再说。
可吴石没听，心里急啊，舟山战役一触即发，情报晚一天，前线就要多死成百上千的战士。
在吴石看来，为了大局，这把险值得冒，也必须冒。
没办法，聂曦虽然心里犯嘀咕，但还是照做了，亲自开车利用这张通行证把朱枫送上了飞机。
谁知道墨菲定律这时候显灵了。
朱枫前脚刚落地，蔡孝乾就把人卖了。
那张还没来得及销毁的特别通行证直接被搜出来，谷正文一看上面的签名，都不用审，直接锁定吴石。
接下来的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3月1日吴石被抓，半个月后聂曦落网。
在审讯室里，聂曦被打得皮开肉绽，谷正文把证件摔他脸上，他也咬碎了牙说是自己利用职务之便伪造长官签名，想把吴石摘出去。
在那张如山的铁证面前，这份忠诚显得既悲壮又无力。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空气死一般寂静。
聂曦穿着白衬衫、卡其色短裤，脚踩一双普通运动鞋，看着跟去逛街似的。
但这身装扮在肃杀的刑场上显得格格不入，却又透着一种看淡生死的从容。
枪声响了，聂曦倒下了，但他眼睛没闭上。
法医后来解释说是子弹打中神经导致的生理反应，但老百姓更愿意相信，他是心里那个“结”没解开。
他在最后一刻，或许还在想：如果当时没用那张通行证，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
是不是就能保住吴石将军？
现在回过头看，很难说吴石那个决定对不对。
他是在拿命换时间，赌赢了情报的时效性——情报确实送到了，帮了解放军大忙，避免了更大的牺牲；但他输掉了安全性，把自己和聂曦都搭进去了。
聂曦的死不瞑目，大概就是这种煎熬的缩影：在高压环境下，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生死，而你永远不知道哪个选择才是“绝对正确”的。
这案子影响太大了，直接搞得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差点团灭，也就是后来的“白色恐怖”。
那个叛徒蔡孝乾拿着赏钱苟活了半辈子，写书搞研究，直到1982年才死，但他背着那一千多条人命债，早就钉在耻辱柱上了。
而聂曦、吴石、朱枫、陈宝仓这“四君子”，名字成了禁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他们的雕像才重新站在阳光底下。
聂曦这辈子定格在33岁。
他不是那种运筹帷幄的大人物，更像是咱们身边那个靠谱的兄弟，认准了理就一条道走到黑。
他虽然没入党，但用命践行了比党员更纯粹的信仰。
那个绿色的通行证，见证了情报战最残酷的一面：有时候，为了更牛的目标，英雄们不得不主动走进死胡同。
聂曦倒下的时候，那双没闭上的眼睛，死死盯着天空。
那张照片后来流传了出来，成了那个年代最让人心悸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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