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慌！虽然我们平均39.66岁了，但价值翻了十几倍
人老了，钱多了？中国人力资本的巨大反差真相
39.66岁！这份报告揭开中国劳动力年龄的残酷与希望
从32岁到39岁：劳动力“变老”背后，一场静悄悄的价值革命
一份来自学术机构的报告，最近让不少打工人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里有个关键数字：2023年，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9.66岁。
回想1985年，这个数字还是32.25岁。将近四十年时间，我们社会的“打工人”群体，平均年龄往上走了超过7岁。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40岁的门槛。
这可不是简单的“我们又老了一岁”，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宏观信号。它意味着，那个依靠海量年轻体力劳动者支撑的“人口红利”时代，在客观数据上，已经正式进入了转型深水区。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焦虑。劳动力老了，活力是不是就下降了？经济增速会不会受影响？
但报告里另一个数据，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2023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达到了4375.63万亿元。
对比1985年，这个数字增长了大约18.44倍。就算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也极为可观。
一边是平均年龄持续增长，逼近中年；另一边是人力资本总量这个“大盘子”逆势膨胀，创下新高。
这看似矛盾的两组数据，恰恰描绘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最真实的剖面。我们不是在简单地“变老”，而是在艰难而确定地“变贵”。
平均年龄增长，是几股时代潮流汇合的必然结果。
最基础的一层，是“后备军”规模的变化。0到15岁的人口，占非退休人口的比重，从1985年的38.61%，降到了2023年的22.71%。
孩子相对变少了，整个年龄结构的天平自然会向中老年倾斜。
另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来自教育。我们这代人的求学路，普遍比父辈长得多。
2023年，全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1.03年，相当于高中毕业。而在1985年，这个数字只有6.14年，勉强小学水平。
年轻人读完高中读大学，读完大学还可能深造研究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步时间，比上一代人晚了五六年甚至更久。
这直接拉高了全体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但你能说这是坏事吗？恰恰相反，这是社会进步和个体投资最直接的体现。
再者，就是历史上那些“婴儿潮”一代，正在集体走向职业生涯的后期。
报告显示，46岁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占比，已经从10.44%上升到了23.80%。这群数量庞大的劳动者，正是当前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年龄增长，也直接反映在平均数上。所以，平均年龄迈向40岁，是少子化、教育延长和人口结构波浪推移共同作用的一曲合唱。
悲观者只听到旋律里的低沉，但乐观者已经开始为下一乐章谱曲。
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劳动力年龄的“地域差”。
如果把中国地图用年龄来着色，会发现颜色深浅并不均匀。有些地方“白发”显眼，有些地方则还透着“青丝”。
根据报告数据，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庆、湖南等地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经站上了40岁的台阶。
其中，内蒙古的农村地区，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了42.94岁，成为全国“最高龄”的区域。
这背后是区域经济格局和人口流动的长期塑造。东北、内蒙古等地区，面临着青年人口外流和本地生育率不高的双重压力。
成熟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构成了劳动力的主体，他们经验丰富，但平均年龄也确实更大。
反观另一端，广东、新疆、贵州、青海、西藏等省份，劳动力平均年龄则相对年轻，保持在37-38岁区间。
新疆以平均37.49岁，成为全国劳动力“最年轻”的省份。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和人口流入地，持续吸引着全国的年轻血液。
这种地域分化，本身就在讲述故事。它告诉我们，劳动力的“年龄问题”并非铁板一块。
年轻劳动力持续流向沿海和经济活跃地区，在给这些地方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流出地的老龄化挑战。
这倒逼着不同区域思考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年轻地区要思考如何将“年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创新优势”。
而年龄偏大的地区，则必须盘活存量，将丰富的经验、熟练的技能，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基石，而不是负担。
年龄焦虑，尤其是“35岁门槛”，是横在很多人心中的一根刺。
当报告揭示劳动力平均年龄已近40岁时，现实中的许多招聘要求却仍卡在35岁以下。这种脱节，显得格外刺眼。
但变化已经开始发生，虽然缓慢，但信号明确。2026年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部分职位将报考年龄条件放宽至40周岁。
这是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政策调整。它向社会和市场传递出一个清晰理念：劳动者的价值，不应被年龄简单定义。
《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也多次发文，呼吁打破职场年龄歧视，强调要“让各年龄段劳动者都有发展空间”。
从更务实的角度看，在平均年龄持续走高、延迟退休逐步推进的大背景下，破除“35岁魔咒”不仅是公平诉求，更是经济运行的必然需要。
社会不可能让大批40岁到60岁的劳动者，徘徊在主流就业市场边缘。挖掘这座庞大的人力资源“富矿”，是全社会的课题。
企业需要改变观念，从“追求低成本年轻体力”转向“珍视经验、技能与稳定性”。很多岗位，经验带来的判断力、统筹力和风险把控能力，是年轻人无法短期替代的。
而对个人而言，则需要一种更彻底的心态转变。指望“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过去了。
人力资本报告里那个逆势暴涨的数据——4375.63万亿元的总量，给了我们另一重启示。
这个“人力资本总量”，是个经济学概念。它把全国劳动者未来一辈子可能赚取的收入，折算成今天的总价值。
你可以把它通俗地理解成，中国劳动力整体“值多少钱”。这个数值的飙升，背后是我们“单价”的大幅提升。
推动“单价”上涨的核心引擎，就是教育。从6.14年到11.03年，平均多受的近5年教育，是劳动者身上最值钱的投资。
这不仅仅是多读几年书，而是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整体跃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占比，从微不足道的1.04%提升到了27.39%。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高学历人才密度更高，其人均人力资本也领跑全国。
更有意思的是性别差距的缩小。在城镇地区，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1.92年，甚至略高于男性的11.63年。
这意味着，教育正在成为最伟大的“平等器”之一，让不同性别的劳动者都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凭借脑力与专业能力获取回报。
所以，故事的全貌逐渐清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从“数量驱动”到“质量驱动”的深刻转型。
过去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涌入工厂、工地，他们数量庞大，成本具有竞争力。
但现在，驱动增长的核心要素变了。是劳动者脑中积累的知识，是手上掌握的高端技能，是应对复杂问题的综合素养。
平均年龄增长是表象，是“量”的形态变化。而人力资本总量飙升才是内核，是“质”的艰难升级。
这就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普通人，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过去那种找到一份工作、重复一项技能直到退休的模式，风险越来越大。
取而代之的，是终身学习。不是在职场开头集中学一次，而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地更新、迭代和拓展自己的能力包。
未来十年，最大的职业竞争可能不是和比你年轻的同事，而是和不断进化的智能工具。培养机器难以替代的创造力、共情力和复杂决策力，将成为安身立命之本。
好消息是，整个社会支持系统也在构建。从职业院校的技能培训，到大学开设的继续教育课程，再到各种线上学习平台。
获取知识的渠道从未像今天这样便捷和多元。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备持续学习的自觉和勇气。
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挑战同样明确。如何为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创造更友好的就业环境？如何设计激励制度，鼓励企业雇佣和培养中年员工？
如何发展银发经济，让“变老”的群体本身，成为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增长的新动力？这些都是摆在台面上的必答题。
从区域看，年轻地区需要思考如何留住年轻人，并将他们的活力转化为长期创新优势。
年龄偏大的地区，则需要智慧地将丰富的经验、熟练的工匠技艺，与新技术、新业态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学者蔡昉曾指出，传统意义上依赖年轻人口规模的红利在减弱，但通过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健康、加强培训，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所谓“第二次人口红利”，其核心就是人力资本红利。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正是这个故事的开篇。
所以，当看到“平均年龄39.66岁”这个数字时，或许不必过于焦虑。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渐行渐远，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拉开。
在这个新时代，个体的价值不再由出生年份简单定义，而由你持续学习的能力、不断迭代的知识和无法被替代的创造力来最终决定。
数量红利谢幕了，但属于人才和知识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这场转型注定不易，但它指向一个更高质量、也更尊重人的价值的未来。
这需要政策的智慧，需要企业的远见，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拿出终身成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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