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16日凌晨一点，北京已入初夏，却仍有夜风。灯火渐暗的中南海里，办公楼二层窗户透出微弱的黄光，那是毛泽东还在批阅文件。深夜不眠的情景，警卫员们看多了，可值班的张仙朋却越发焦急：主席已经两昼夜几乎没合眼了。
张仙朋只有十八岁，个子不高，山东口音浓重。三年前，他还只是沈阳文化宾馆里一个端茶倒水的小伙子。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途中下榻宾馆，第一次与这个少年说话，“水别太烫啊，跟体温差不多”，一句平易的嘱咐，让少年心里热得像被炉。此后不久，他幸运地调入中央警卫处，1951年春正式成为贴身卫士。
跟在领袖身边意味着见证大事，也意味着日夜颠倒。毛泽东长期习惯夜里工作，白天补觉。建国之初，政务千头万绪，白天往往也抽不出整段时间休息，安眠药成了无奈选择。年轻人精力旺盛还扛得住，可看着五十九岁的主席如此拼命，谁都捏着一把汗。
深夜两点，台灯下的那支铅笔终于放下。毛泽东站起来活动肩膀，桌面被他随手压住的稿纸散落，张仙朋忙过去整理。就在翻动纸页的瞬间，他瞥到那只空药瓶儿，心里一沉：安眠药又吃完了。悄悄退出房间时，他脑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用写诗的方式劝主席睡觉。
张仙朋从小没正经上过学，识字不多，却喜欢揣着本子抄名句。1951年秋，毛泽东发现他的笔记本后，笑着说：“字写得还成，多读几本马克思、列宁的浅显译本。”自那以后，小伙子更爱琢磨文字。此刻，他把夜巡的任务交给同事，跑回宿舍翻箱倒柜找纸笔。
清晨五点，天色发白。他趴在小桌上，写出一首不到百字的小诗，题目定为《心愿》：
“夜阑人静月偏斜，
愿领袖此时无杂念，
轻枕安眠到天明，
醒来神清展新篇。”
纸条折好，他趁早饭前把诗放进主席常用的红皮日记本。年轻人知道，一会儿送粥时主席一定会翻笔记本记要事，那时便能看到这首小诗。
果然，七点左右，毛泽东边喝小米粥边翻动日记本。忽见折页，他摊开纸条，眉头一挑，随后大笑：“小张写的？”警卫连忙答：“是，他昨夜执勤时写的。”毛泽东抬眼，唤张仙朋进来：“写得不错嘛，小家伙想让我睡觉？”少年站得笔直，憨厚地笑，却没吭声。毛泽东把纸举高，朗声读完，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后来常被人提起的话：“好，这个心愿我给你实现——我现在就去补觉。”
警卫们面面相觑，随后赶紧收拾桌面，拉上厚棉窗帘。那一觉，毛泽东足足睡到下午一点半，是近半年里最长的一次休息。有意思的是，醒来后他特意把张仙朋叫来，递给他一支铅笔：“继续写，读书写字能管住你这张嘴，也能防老。”
这次“小诗立功”，并非偶然。一个月前，毛泽东曾计划把几名年纪最小的卫士送去读书，他认为“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张仙朋听到风声，既想学习又舍不得离开。诗歌事件之后，主席索性把话挑明：“去学校转一圈，见识多一点，再回来继续工作。”1951年11月，他和三名同伴被安排进北京公安工业学校旁听军事工程课程，日间上课，晚上依旧轮值警戒。
1952年初，“三反”运动开展，警务工作忙碌，毛泽东批准张仙朋提前返岗。小伙子学了不足半年书本，却多了份自信，尤其喜欢在主席写诗时当“记录员”，边抄边学。一次毛泽东填词《贺新郎·读史》，停笔思考，张仙朋拿勇气提了建议：“主席，这里若改一个‘破’字，味道是不是更铿锵？”毛泽东抬头一笑：“竟敢给我改词，你这年轻人胆子不小”，说完便真的把那个字改了。现场的人都说，从那以后，老人家对他越发看重。
然而岁月总喜欢拐弯。1960年冬，为压缩机关编制，毛泽东决定让身边工作人员轮流下放劳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粮食最少、生病最多的地方去。”名单第一批里没有张仙朋，但主席数次试探他的态度：“想不想出去看看？”年轻人回答得爽快：“组织安排哪里都行。”1961年8月，他与妻子被派往河北邯郸农具厂劳动，两年后方调回北京。
1963年春，返京不久，毛泽东找他谈话：“兰州如何？”听得出这不是询问，而是指示。张仙朋点头应下。回山东探亲期间，父母觉得孩子又瘦又黑，执意让他留近些。老人家的担忧打动了毛泽东，最终同意他改去山东省公安厅，很快办好调令。
分别那天，中南海柳絮刚飞，毛泽东笑着拍拍他的肩膀：“翅膀硬了，飞远点，多学点东西。”张仙朋敬礼，没说多余的话。两人之后只在1965年有过短暂重逢。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张仙朋站在人民大会堂灵堂前，哽咽着念的并不是悼词，而是当年的那首《心愿》。有人在队伍里听见他低声喃喃：“主席，这首小诗，您替我兑现了。”
外界常惊叹卫士与领袖之间的凝聚力，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信任换真心，责任抵岁月。《心愿》不过寥寥数句，却让一位忙碌至极的老人放下文件、放过自己；也让一个来自胶东渔村的少年找到了毕生的方向——读书、做事、守护。两行诗词，串起一个时代里最动人的师徒情，也见证了新中国初岁月的另一种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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