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5日清晨，正月初五，北京城的寒意还未退去，北海的薄冰泛着灰蓝。张恨水拄着手杖，从东四牌楼的小胡同走出，外罩那件久经染色的中山装。他要去全国政协的春节团拜会。这身衣服在灯影里显得略暗，袖口却被熨得笔挺——那块延安灰呢料已陪伴他整整十年。
走进怀仁堂门口，周恩来正微笑迎客。张恨水刚拱手致意，总理的目光却落在他的衣领。“张先生，近来身体可好？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周恩来压低声音，语气关切。张恨水愣了一下，才会意过来：是这件被反复染色的中山装泄了底。只见他忙摆手说：“全靠政府照顾，生活无虞，这衣裳倒是有些年头了。”两人相视一笑，寒暄化作一种默契。
时间往回拨动到1945年9月，重庆市郊曾家岩。那天毛泽东告别谈判日程，抽空见张恨水。一块粗呢料、一袋小米、一包红枣，算不上厚礼，却让张恨水受宠若惊。毛泽东说：“拿去做身衣裳，留作念想。”张恨水回到四川，将灰呢料交给夫人剪裁，亲笔题签放进衣袋，“延安纪念”四字，一直没拆线。
这套中山装后来参加了无数场合：1949年北平解放前的新闻界恳谈，1951年《文艺报》改版座谈，甚至1953年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京剧观摩会。褪色是不可逆的，张恨水便索性让成衣铺整件浸染成藏青；再褪时，又染成墨绿。每一次染色，他都像给旧故事叠加一层新的注脚。
张恨水出身安徽潜山，早年在武汉《汉口日报》做外勤记者。北洋军阀横行那阵，记者因一段社评被捕是家常便饭。张恨水一边跑社会新闻，一边试笔章回体，1924年《啼笑因缘》在《报人》副刊连载，三个月内印量突破十万册。有人讥它“市井调”，也有人说“每翻一页就停不下”。正是这种“停不下”，让他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也埋下了与时代共振的契机。
九一八之后，张恨水的笔锋陡然转向。游击战、地下交通站、少妇捐款买枪，这些题材在他的纸上像风声一样凌厉。他自嘲“文人不会带兵打仗，只能写纸上游击”，却实打实惹来特务警惕。重庆空气闷热，山城宵禁频繁，他的连载稿常被一夜抽查三遍。有人建议他保守一点，他却说：“不冒火，字就灭了。”
抗战胜利后局势混沌，1945年8月底周恩来派车把张恨水送到桂园，与毛泽东初次晤谈。两人话题从报纸发行聊到词牌格律，再到说不完的北平胡同往事。临别时毛泽东戏称：“你写小说速度快，我写诗词慢，将来可要多帮我在报上见见光。”当年11月，《沁园春·雪》刊于《新民报·晚刊》，主编栏页上署名“张恨水荐”，消息传遍山城码头，连茶馆说书人都抢着背诵开篇“北国风光”。
1949年春，解放军入城。张恨水那时突发脑溢血，左臂麻木，写字要靠右手握大号软笔。北平和平解放当周，全市药品紧缺，周恩来批示从华北军区卫生部调剂进口洋地黄和白芍总粉，送到他府上，并叮嘱“务必有人陪护”。因为这层情分，1950年后张恨水虽已半身不遂，仍被聘为文化部顾问，每月可领取津贴兼药费。
团拜会的大厅里，民族乐曲悠扬。张恨水坐在前排，远远望见毛泽东举杯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代表交谈。几秒钟的空当，毛泽东侧头看到他，举手示意。那眼神没有外宾场合的隆重，倒像好友隔街打招呼。张恨水回以笑，心里却在想：自己这支能写连载、能写庙堂，也能写情爱悲欢的笔，还能再舞多久？
酒会散场已近傍晚，灯光把走廊里的人影拉得很长。周恩来快步追上张恨水，拍拍他肩膀：“等春暖，你搬到中南海西花厅旁边的文史馆去住，安静，医生也就近。”张恨水欲推辞，被周恩来一句轻描淡写打断：“文化部同意了，别跟我客气。”
自1955年至1959年，张恨水在文史馆口述、整理旧稿二十四卷，《四顷地》《北平之冬》陆续再版。可惜病势加剧，1967年2月15日黎明前，他在安眠中止息。身旁桌上放着那件已经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按家属交代，衣服没有入殓；他们把它熨平挂在书房，挂钩上还垂着那段灰呢料标签——字迹依稀，但依旧清晰。
有人后来感慨，张恨水一生写百余部长篇，命运却像那件衣裳，几次褪色又几次复染，始终是旧布料，却梳理出新的纹路。历史并不因褪色而失去温度，只要有人记得那缕灰呢料的触感，那些写过的字、穿过的衣，都不会被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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