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重庆战犯管理所奇闻：一群中将撅屁股刨老鼠洞，旁边看戏的沈醉兜里揣着十两黄金
1950年冬天的重庆，渣滓洞那个著名的院子里，上演了一出让看守都笑岔气的“大戏”。
一群平日里人五人六的国民党中将、少将，正撅着屁股疯狂刨土，目标竟然是一只耗子。
这真不是大伙儿馋肉了，而是那该死的耗子把保密局老总务处长成希超藏在臭鞋底的2100美元给顺走了。
那可是两千多美元啊。
在那个年月，这笔钱能在香港买两栋楼。
当这帮曾经呼风唤雨的大佬们灰头土脸地掏老鼠洞时，站在一旁看热闹的沈醉，大概是笑得最从容的一个。
他这会儿手里正夹着一支“大前门”，那是真烟，不是捡来的烟屁股。
在这个连一根火柴都金贵的地方，他是唯一一个还能随手掏出整条香烟的隐形富豪。
在那个连尊严都按克算的特殊环境里，钱财往往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最后一根稻草。
绝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将领走进战犯管理所时，那样子真的没法看。
像保密局的一对“活宝”徐远举和周养浩，被抓时那是真的“两袖清风”，身上别说金条，连把像样的指甲刀都没有，彻底的一穷二白。
这也不难理解，这帮人大多是在战场上且战且退，细软早就在兵荒马乱中丢光了。
更惨一点的，像原军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穷得要在放风场地上捡看守丢弃的烟头抽；还有那个当过陆军副总司令的汤尧，捡来烟头还不算，还要把剩下的烟丝剥出来重新卷，一边卷还一边抱怨其他“同学”太抠门，烟头留得太短。
他刚进管理所时，兜里就揣着10两黄金。
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现在的千万富翁混进了难民营。
解放军执行宽大政策，不搜俘虏腰包，这让沈醉的“小金库”得以保全。
每逢年节，别人还在算计着怎么蹭口吃的，沈醉一开口就是“香烟十条、糖果十斤”。
他甚至还曾大方地拿出一整条大前门送给正在捡烟头的董益三，结果因为伤了对方自尊而被拒收，沈醉居然还挺委屈——毕竟这种“硬通货”，他那里还有好几条存货。
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纳闷：同样是特务头子，为什么徐远举穷得叮当响，沈醉却能富得流油？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当过总务处长，更因为这人简直就是个披着军装的精明商人和“人际关系大师”。
沈醉的生财之道，早在被移送重庆之前就开始运作了。
在昆明陆军监狱时，他不像别人那样坐以待毙，而是把“人情世故”玩到了极致。
因为他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加上平时长袖善舞，监狱的典狱长和看守都觉的他迟早要出去当官，对他那是相当客气。
外面的大资本家，比如西南银楼的老板孙子顺，因为以前受过沈醉关照，这时候拼了命地往里面送钱送物。
更有意思的是，看守们为了让他开心，拉他打牌时还故意让他赢钱。
这一来二去，沈醉还没出狱，己经在监狱里把“启动资金”给滚雪球滚大了。
但要把沈醉的财富积累仅仅归结为运气，那可是太小看这位“军统八爪鱼”了。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回他当权的时候，你会发现，沈醉的搞钱手段，能让《潜伏》里的吴敬中站长都自愧不如。
那个年代的国民党军队，贪污腐败是常态，吃空饷、喝兵血都属于“常规操作”，没什么技术含量。
沈醉不一样，他是真的在“做生意”。
最经典的一役莫过于倒卖汽油。
当时郑介民利用职权从上海往重庆走私汽油，一千桶能赚一千两黄金。
沈醉作为经办人，大笔一挥，在郑介民的批条上私自加了五百桶。
这一笔“搭便车”，他就净赚五百两黄金。
要知道，他在上海买油用的是官价，运输用的是军统的特权，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运到大后方转手就是暴利。
这哪是做生意？
这简直就是印钞票。
除了倒买倒卖，沈醉还特别擅长“资源整合”。
长沙大火后，他居然能想到和长沙警察局长李肖白合伙开砖厂。
为了取土，这两个特务头子直接把无主坟墓给挖了，不仅省了原料钱，还顺手发了一笔“死人财”——墓里挖出来的陪葬酒罐价值连城。
甚至在房屋置业上，沈醉也玩了一手漂亮的“灯下黑”。
他在戴笠眼皮子底下盖了一座名为“沧海一粟庐”的豪宅，外表用茅草伪装得极其寒酸，内部装修却极尽奢华。
戴笠来视察时，只看了看外观，感动于部下的“清廉”，转手又批了五千元让他改善生活。
这种连顶头上司都敢骗、还能骗到钱的心理素质，确实不是徐远举那种只会搞审讯的“莽夫”能比的。
这种精明和算计，贯穿了沈醉的一生。
甚至在特赦后的晚年，当其他特赦人员还在为生计发愁或靠补贴度日时，沈醉又成了“首富”。
他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回忆录，并且非常懂得维护版权。
当别人还在午睡时，他已经笔耕不辍地在赚取高额稿费了。
这种对商业规则的敏锐嗅觉，让他家早早实现了全电气化，存款更是让老同事们眼红。
回顾沈醉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荒诞的历史切面：作为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军统特务，他之所以能在战犯管理所里过得比别人滋润，甚至在晚年还能名利双收，恰恰是因为他身上那股子极其世俗的“市侩气”。
相比于徐远举那种直到最后还在死守“党国信条”的顽固派，沈醉更像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把特务工作当成生意，把坐牢当成社交，把回忆录当成商品。
这种“八方来财”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国民党政权从根子上的腐烂——当一个政权的总务处长把智慧全用在走私汽油、挖坟掘墓和欺骗上级时，这个政权的垮台就已经注定了。
而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里的那10两黄金和成条的香烟，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符号，不仅嘲弄了那些捡烟头的同僚，也无声地记录了那个旧时代的荒唐与终结。
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留给子女的是一个富足的家底，和那些永远讲不完的江湖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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