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鲁迅之子周海婴被批准赴台，周令飞感慨：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周令飞|周海婴|李敖|殷海光|汪道涵|许广平

1995年7月12日，清晨七点多，桃园机场的入境大厅刚刚拉开一天的帷幕。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亲属探亲”绿色通道，四周候机的旅客并未意识到，这位步履略显迟缓的老人，正是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短短几十米的距离，却走了他整整十三年。

空气里弥漫着咖啡混杂松柏香的味道。几分钟前，早已守候的周令飞在人群后方探头张望，突然瞥见父母身影，他快步迎上去，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爸，妈——”这一声喊，像是把过去所有的曲折全数唤回，可现场并无泪奔的戏剧化场面。周海婴只是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了句很平常的话：“总算到这边看看你。”

在他们共处的头两天，亲友几乎都被礼貌谢绝。周海婴深知外界媒体正在机场外蹲守，更知道各种猜测会接踵而来。来到台北的目的，既简单也不简单——探亲。

时间往回拨到1981年。那一年，中国大陆的出国潮刚刚出现雏形，名额珍贵得像黄金。周令飞凭着自己在摄影上的特长，拿到去日本学习影像技术的批准书。临走前，周海婴叮嘱：“安心读书，别惹事。”当时谁都没想到，日本求学竟成了两岸情路的序章。

1982年春，家里电话突然响起。远在东京的周宁语速极快：“爸，哥哥结婚了，新娘台湾人。”消息来得太猛，周海婴握着话筒半晌无语。挂断后，他隐隐意识到：政治影子又要笼过来。果不其然，相关部门几小时后就找上门，口气直接，“最近不得接受采访，与周令飞保持距离，暂缓出国。”三条纪律，重若千钧。

彼时的两岸尚处隔绝状态。周令飞和张纯华在日本完成登记后，绕道香港飞往台北。对于媒体来说，一位“鲁迅之孙”横跨海峡，无疑是抓眼球的题材。1983年台北某报甚至把他与当年驾机赴台的空军飞行员并列，大字标题写着“新投诚者”。周令飞看罢报纸，只淡淡一句：“我不过是娶妻。”

这句话说得轻巧，可后果不轻。周海婴被暂停人大代表活动，马新云也被学校要求轮休。“家门”二字，忽然成了难以承受之重。更尴尬的是，一些原本交好的研究同行，碰面时含糊其辞，免得被牵连。那段日子，周家仿佛被放进玻璃柜，众目睽睽，却没人敢敲门。

值得一提的是，廖承志在生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专门见过周海婴。他拍着周海婴的手，低声说：“年轻人谈婚姻，政治上别轻下定论。你们先稳住。”可惜好心未能立即化解僵持。

转折点出现在1993年。那年春，辜宽敏、汪道涵在新加坡会面，舆论称为“辜汪会谈”。虽然仍旧隔着一道海峡，但探亲议题首次进入官方文件。周家看到了缝隙。周令飞随即多次递交“亲属来台申请”，但被以“资料需补充”为由搁置。1994年冬天，周海婴受邀参加国际无线电会议，终于第一次踏上台湾，然而行程紧凑，只停留三天。父子短暂见面后匆匆作别，接着再是一年的等待。

1995年盛夏的再次抵台，是以“直系亲属探亲”的法律名义获批。此时周海婴已六十六岁，夫妻俩带去的不只是给孙辈买的衣物，还有一份厚厚档案袋，里面装着鲁迅写给许广平的家书影印件，以及几张从未公开的家庭合影。他想把这些史料送给在台北从事汉学研究的台静农门下，以示一种文化延续。

到台北的第三周，周令飞请了年休假，陪父母走访故旧，先去哲学家殷海光旧居，再访学者李敖。老一辈人饭桌上不免扯到鲁迅的“横眉冷对”，也聊到两地学术交流的缺口。周海婴笑说：“门是开着的，能不能走过去，靠的还是人心。”席间李敖即兴拿出珍藏多年的《呐喊》初版本请他签名，周海婴握笔片刻，缓缓写下：“愿文字常新。”

“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周令飞在车后座轻声感叹。十三年里，他尝过在岛内媒体镁光灯下被放大的滋味，也理解了父母当年处境。张纯华侧头看他，小声回应：“以后常回去就好。”一句朴素的话，像一把钥匙，悄然把多年心结拧开。

停留半年，周海婴夫妇走了不少地方，台南孔庙、日月潭、九份山城，每到一处，总有人悄悄递上旧版《故事新编》，请他签名。起初他婉拒，后来索性落笔，只写“周家后人”四个字，再附日期。有人问缘由，他答：“个人名字会淡去，作品不会。”

1996年初，他们启程返京。海关检查时，周海婴行李夹层里露出一本《阿Q正传》日文对照版。工作人员微笑：“看到先生随身带书，放心了。”飞机起飞后，云层在舷窗下翻滚，舱内广播提醒系好安全带。周海婴合上书，闭目养神；马新云轻轻整理毛毯。那一刻，没有人再去计较过去的曲折，归途已然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