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西城
中秋夜独个儿到蜗居附近餐厅吃晚饭，乃是回忆三年前今日与日友高桥政阳在此店的相晤。那夜，高桥喝了不少啤酒，为歌姬李香兰叫屈。原来李香兰弟妹不懂珍惜文物，竟要丢弃李香兰的收藏。高桥气不打一处来，雇了大货车把收藏装上十几箱，载到川喜多长政纪念馆保存。他说：“沈桑，这里面有不少昔日上海歌的珍贵资料，记录了上海时代曲的发展，对你很有帮助。”言下之意他会把其中部分珍贵资料转赠于我，满心欢喜。那夜吃喝至中夜方散。高桥伴我同行至居住的酒店门前，挥手道别，说：“隔一年，我回来香港，到时将资料交给你。”那是他的遗言，一年后，高桥猝死在东京住所里，年仅六十二，珍贵资料再难入我手。
那夜，还提到了中日现代文学的概况。高桥曾在北京大学待过一段时期，对中日现代文学有颇深的认识，有魄力，花时间将中日现代文学作了个比较。他说：“日本现代文学到了五、六十年代，一面倒倾向欧洲流派，与其说倾向，倒不如说是模仿。许多作家都恋洋，其中尤以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等为最。仿佛在小说里头不涉现代潮流，放入西洋东西，就不足以称为‘纯文学’。三岛、安部都同样有这个毛病，譬如以一个砂洞来窥视世界，很有新鲜感。但在我看来，无疑坐井观天，故作新奇。”我告诉他我的朋友评论家权田万治都有过相同的想法，可读者喜欢，成了时潮，不这样写，便体现作家的落后。
高桥似乎对三岛、安部颇有不满，问我对这两位作家的看法？我说：“安部我只看过他的《沙丘之女》和《箱男》，人在困境挣扎求存。”喝了一口啤酒，续道：“三岛由纪夫比较多看了，《丰饶之海》四部曲，啃了大半年，似懂非懂。”高桥呵呵大笑：“你说真话了，老实告诉你，我们日本人都看不明白哩！可人们问到，我们不能说看不懂呀！我们是日本人，只好装懂！”我几乎把嘴里的啤酒喷了出来。原来日本人也看不大懂，那我们香港人、台湾人又如何能够懂呢？高桥摇摇头：“有一段时期，川端康成、横光利一、中河与一兴起了新感觉派，喧闹了一阵子，就消失了。这就证明如果纯然以新潮流派为主导的小说，在日本也不是一定受欢迎的——”
高桥吃了一只鸡翼，往下说：“若然川端先生一路走这条路线，也许不会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了！”我的老师山本伊津雄说过：“三岛其实比川端更早获得提名，却终于未能获奖，反而后来川端先生得到了殊荣。诺奖发言人称赞他活用东洋美学写出了东洋传统的‘物哀’情怀，深深打动了他们。”高桥拍腿：“沈桑，你真的大大地明白，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必须有她——”“传统的根！”我接了口。高桥连连点头：“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村上春树提名了这么多趟，始终得不到奖项。你看，他的小说满是牛油、猪扒、爵士乐气味，又如何能拗动得评委的心扉呢？”太对口了，我们相互击掌。
回过来说香港现代文学吧！五十年代初，香港文学一分为二：纯文学、通俗文学，犄角对立，相互争持。解放后，中国内地文人纷纷南下，茅盾、叶灵凤、戴望舒、徐等五四大家，纷至沓来，担起如椽大笔，催生了纯文学的发展。一时间，香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盟主。纯文学的定义，是相对通俗文学而言。日本文学界有这样的界定——“相对大众小说，艺术性重的小说，就是纯文学。”很明显，这是小众小说，流传不广，像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子夜》等纯文学小说，能畅销于文坛，实属罕有例子。反之，通俗小说历来拥有庞大读者群，尤其是鸳鸯蝴蝶派曾朴的《孽海花》和武侠小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销量之广，影响之深，远非纯文学小说所可比拟。
鲁迅母亲鲁太夫人有一次对鲁迅说：“树人，人人说你小说做得好，有空给我捎几本来看看呗！”母命不敢违，鲁迅立即把《呐喊》《彷徨》奉呈。过了一段时日，请教老母亲意见，竟答道：“我看也没什么好，比不上张恨水。”可见一般人心目中，通俗小说份量远比纯文学沉重得多，即便鲁迅母亲亦不例外。鲁迅碰了一鼻子灰，十分无奈。
当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销量宏大，《阿Ｑ正传》诚难与比肩，足证通俗小说的地位，不可小觑。只是自来文人素重纯文学而薄通俗，即使今日，金庸已系大文豪，十三巨册，横跨五湖四海，仍有迂腐文人如王朔者，为文诘之，以为不可列殿堂。
年轻时，跟同学也斯一起筹划现代文学，译介欧、美小说，尤重拉丁美洲马奎斯小说。说真的，那些小说用词苦涩，文法怪异，技巧独特，翻译起来十分吃力。俟翻出后，自家捧读，也难下咽，遑论读者？目前，仍有不少作家正努力奔走这条路，以为是迈向世界文坛的敲门砖，殊不知步入死胡同的日子已可期。余友杨兴安博士看不过眼，根植传统文化，撰文伐之，铿锵有声，反应不大。我独喜金庸，他的武侠小说，文字畅顺有深意，不是文学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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