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春，北京海淀一处普通小院里，73岁的丁盛把一摞发黄的作战手稿摆在炕沿上，轻声念着番号与日期，像在给自己点兵。院外柳芽已露，他却只顾翻检往事——那一年，他被正式开除军籍，传奇生涯戛然而止。
往前追半个世纪，1930年六月，湘中山坳里传来号角。17岁的放牛娃丁盛抬头，看见一支队伍背着红旗翻过松树林。他没多想，丢下牛鞭跟了上去，“家里实在揭不开锅，跟他们总能混口饭。”多年后，他笑谈那一刻，“要说理想，那时真没有，高兴的是不用挨饿。”
新兵连没待几天，他就被挑去当通讯员。山高路险，敌情难测，他照样跑得飞快。一次夜行送信，十里外的枪声突兀传来，他躲进灌木丛屏住呼吸，半小时后继续前行。送到时，汗水把衣襟浸透，纸条却滴水未沾。久而久之，政委们对这个小个子有了印象，“机灵，靠谱。”
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扩编，王稼祥向身边人点了名：“把那个丁盛调过来。”于是，通讯班长的肩头多了重担：送信、警卫兼勤务。前线炮火激烈，王稼祥伤势不轻，转入后方休养。寂静的窑洞里，王稼祥拿木棍在地上划字，“横平竖直，这叫‘干’。”丁盛握着树枝跟着描，一笔一画学文化。后来他说：“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知识能救命。”
1935年初，长征进入黔北。娄山关一役，丁盛腿部中弹。卫生员建议留下，他强撑着起身，“走不动也得走。”一路拖伤腿，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硬是随队抵达吴起镇。有人劝他留在后方，他摇头，“怕的是掉队，哪能掉链子。”
到了延安，丁盛进入抗大深造。枪声远去，课堂里传来油灯下的沙沙书写声。四年苦学，他把简短口令写成千字政工计划，昔日“泥腿子”站上讲台，讲群众工作、讲阶级路线，台下战士听得直点头。
1945年九月，抗战胜利消息传到窑洞。聂荣臻把丁盛叫到面前，一口气说完老一团的战史，“到东北后，别拆这支老部队。”嘱咐得郑重其事。火车驶过张家口，白杨树一排排后退，丁盛脑里反复咀嚼那番话。
东北野战军组建，丁盛从政委改任24师师长，用他的话说，“一脚踏进军事门槛”。辽沈战役，24师切断锦州敌退路，弹药打光靠刺刀拼，计时不到半小时夺下制高点。平津战役打天津，135师破城防，城楼残垣至今仍有当年弹痕。衡宝堵击，第七军冲不出去，丁盛声声急令，“各营像钉子一样钉住”，最终阻敌西撤。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披挂南下。1950年，入朝名单中有丁盛。铁原阻击战炮火连天，他却端着望远镜看得沉静，待敌炮减弱，反冲锋号骤然响起。志愿军第三次战役结束，联合国军的攻势被迫收缩。
1962年秋，他指挥54军在喜马拉雅山口与印军周旋。零下十几度，山风刮得像刀子。丁盛穿棉大衣爬到前沿，拍着连长肩膀：“别着急，先把样子摆好。”三日后，山谷里哨声齐响，印军措手不及，丁盛再次获嘉奖。
然而命运翻书速度很快。1973年，他赴广州军区任司令员，风头一时无两。1978年调整干部，他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停职审查。1980年起，党内外调查无定论，最终以“组织处理”形式将其开除军籍。文件送达那天，老部下想安慰，他摆手：“我跟党走半辈子，现在也照样听组织。”
离开军装，丁盛搬进小院。白天埋头整理个人档案，夜里捧着战地日记抄录。偶尔与昔日战友通信，他会提起长征、辽沈，却很少谈广州岁月。有人问他后悔否，他回一句：“从放牛到当兵，是党把我带到今天，我还有啥可怨。”
1994年，谢振华在医院见到丁盛，两人握手时都已两鬓斑白。谢振华打趣：“你那会儿跑得最快，连炊事班都追不上。”丁盛笑了：“还是你们掩护得好，不然我可回不了队。”寥寥几句，把数十年前的硝烟又唤了出来。
1999年十一月，丁盛病逝。去世前几天，他让家人把勋章一枚枚放进木盒合上盖，“以后交博物馆，别留在家里。”那本厚厚的自述稿最后一行字停在“无怨无悔”四字，墨迹微微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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