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洲上雎鸠关关，自三千年前的晨雾中传来，衔来整部华夏诗篇的第一缕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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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谓“君子”，已成道德人格的象征。但回溯至西周，“君子”首先是一个制度与身份的符号：它源于“君之子”，指代分封制下拥有土地与权力的贵族子弟。这一称谓后来泛化为统治阶层与士人的统称，与“小人”（平民）相对。诗中“君子好逑”，标定了这场爱情的阶层底色——它并非民间率性之歌，而是发生在礼乐教养浸润的群体之中。
“淑女”亦不寻常。“窈”喻心灵之深邃静美，“窕”指仪态之婉约幽雅。二字连用，勾勒出一种需经教化方能形成的风度与识见。如此，“窈窕淑女”便超越了对美貌的单纯赞美，指向了德性、教养与风仪的完整统一。
后世对此诗的解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差异。汉儒为强化政治教化，将《毛诗序》的“后妃之德”说推向极致，将其完全纳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的王道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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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诗经》中其他起兴意象如“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召南·鹊巢》），则更侧重于婚姻归宿的比喻。雎鸠意象的独特性在于，它同时涵盖了情感的诚挚与行为的礼度，完美契合了周人对婚姻伦理的双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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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思无邪”总括《诗》三百，《关雎》正是这一精神的完美体现。诗中的情感流动热烈而克制：“求之不得”时，有“辗转反侧”的煎熬；追求之道，则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雅致与庄重。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正是儒家所推崇的“中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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