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夏，安庆市档案馆里有人翻出一张早已发黄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庭光荣纪念证”。证书主人陈松年在七十岁的年纪，仍每日擦拭那方大印。证书下方两行小字写着陈延年、陈乔年，一对殉身者的名字。见证的并不只是兄长的血，而是一条被时局冲撞得摇摇欲坠的家族命运线索。
时间拨回到1953年2月20日，夜色淹没长江，海军“长江”号停在安庆江心。毛泽东结束武汉考察，正沿江北上。站在舷窗前，他突然问随行人员：“安庆的陈家还剩下谁？”得到“还有三儿子陈松年”这个回答后，当晚九点半，他把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叫到船舱。简单寒暄后，毛泽东递上纸烟，语气平缓却不容置疑——“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都受过他的启蒙。他的后人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这句不足二十字的指示，让傅大章第二天便拍板：每月补助陈松年家三十元。
三十元，在物资紧张的1953年不算小数。以当时国营粮店八分钱一斤的米价估算，这笔钱足够一家五口吃上一个月。陈松年第一次在财政科窗口领到补助，双手捧着崭新的纸币，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像连鞠三躬。他后来对友人说：“这不仅是救急的钱，更是认可我父兄牺牲的分量。”话语质朴，却点出当年统战政策的温度。
如果只看父辈名字，外人很难把“补助对象”与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联系到一起。二十年代后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路线冲突，被开除党籍，再加上托陈论风波，他的晚年漂泊江津，既贫病交加又备受非议。1942年5月27日，年近六十三岁的陈独秀病逝江津，身边只有三儿子陈松年料理后事。为了避开特务耳目，棺木上写的是他参加科举时用的旧号“陈乾生”。
对陈家来说，更沉重的是兄长们的接连牺牲。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被枪决，他留给世间的是一句“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不到一年，1928年2月，陈乔年亦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二十三岁的青春被铁链拖向刑场，他只请求看守给群众让条生路。兄弟两人倒下时，母亲谢氏哭到失声，姐姐玉莹精神失常，不久病亡。陈松年由此挑起整个家族的生活重担。
1938年日军逼近安庆，他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汉口、重庆，再到江津教书糊口。薪水微薄，一家人靠半袋高粱度过艰难岁月。病榻上的陈独秀执拗而清醒，多次告诫儿子“莫染奢习”，却苦于无力改变家境。1947年，战火稍歇，陈松年用木排护送父亲与祖母灵柩顺江而下，秘密葬于安庆集贤关深林。那年他三十七岁，已练就一副能挑百斤瓷土的硬肩膀。
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被安排到安庆窑厂当工人，后又兼技师与会计，每天出窑口红砖万余块，手上常年带着硅砂划痕。妻子窦珩光白日上工、夜里糊火柴盒，硬是把四个孩子送进课堂。家里最艰难的关口，恰逢1953年毛泽东那声“照顾”。三十元补助缓解了柴米油盐的窘迫，更让两个女儿下定决心考大学。1960年，长玮与长玙先后收到录取通知，姐妹俩拿着薄薄两页信纸，在父亲面前合不拢嘴。
值得一提的是，陈松年从未因补助而自恃。他常说：“我做的事比不上哥哥们一星半点。”文革年代，他被审查七次，却始终相信组织会弄清是非。1978年恢复工作后，当选安庆市政协常委、市文史馆员。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摆手：“兄长的事迹写不完，真正该写的是成千上万无名烈士。”
当年那张补助登记表如今仍保存在档案馆。表格右上角有毛泽东亲笔勾的红色小圈，字体不大，却像钉子一样把一段尘封的故事钉在纸页上。历史之所以厚重，正因为它常常在微小的数字里凝固尊严。三十元，不足以抹平陈家二十年的艰辛，却足够让一个饱受风雨的家再次昂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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