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6日的京西宾馆，晚饭后的走廊里灯火通明。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刚刚放下茶杯，身旁的孔原忽然开口：“万书记，张国庶的事，再拖下去就说不过去了。”这句略带急促的话，把时间一下子拉回到半个世纪前。
张国庶1905年生于江西萍乡，家庭富裕，青年时代恰逢安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1923年，他因哥哥张国焘寄来的新思潮书刊而心向革命；同年，孔原也在矿区劳动者的悲歌中生出反抗。两位少年在萍乡中学结识，很快组织起“互助社”，随后一同加入社青团，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到了1925年，他们已分别担任宣传委员与工会纠察部长，搭档默契，日夜奔走。
国共合作时期，两人名义上“入党”国民党，目的是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工人运动。1927年春，张国庶被省委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孔原则在“六五”事变后辗转南昌，最终参加南昌起义。此后多年，两条道路虽远隔千山，却始终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并行。
1929年春，张国庶学成回国，化名周之德，在上海做巡视员。同年底，与纱厂女工晏碧芳结为伉俪。上海滩暗潮汹涌，张国庶谨慎行事，可还是屡屡与巡捕周旋。1930年初，上海英租界一次突然搜捕暴露了他的住处，但他机警撤离，及时向党中央示警。李立三与罗登贤随后提出，将他调往江西重建省委。
1930年3月，新省委在九江悄然成立：张国庶任书记，叶守信主管组织，徐荷云出任秘书长。省委机关藏身四号码头米店，上下联络全靠一部旧电话。三个月内，赣西南、赣东北、湘赣三块苏区的割据力量被系统整合，情报网和武装补给管线迅速打开，这让南京国民政府惴惴不安。
5月中旬，南昌卫戍司令张辉瓒接到密报：“周之德在九江。”随后大批便衣与叛徒庞云飞、王立生潜入码头一带。月底，省委机关被破，张国庶与五十余名同志先后被捕。狱中，敌人先摆高官厚禄，又施重刑审讯。张国庶连连冷笑：“利诱不成，酷刑也枉然。”一旁的晏碧芳被拖到水牢，同样牙关紧咬。这对夫妻的硬气，很快激怒张辉瓒，他签字批示“就地处置”。江西地下党尚未来得及营救，二人已被秘密杀害，年仅二十六岁。
1931年1月，红军在宁都龙岗全歼第十八师，张辉瓒被俘。当地百姓见这位屠夫，群情激愤，公审后立即枪决。可惜的是，张国庶的烈士档案却自此陷入尘封。原因有二：其一，他是张国焘的弟弟；其二，敌伪档案里留下“疑似变节”的含糊记录。没有确凿结论，审批表一搁就是几十年。
1949年建国后，孔原历任统战部、中央调查部职务，忙于工作，对老同学牺牲的细节只知大概。直到1984年，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编写陈列大纲，把名单递到他面前，张国庶的名字赫然缺位。孔原当场拂袖：“这不行，他不能没有名分！”工作人员连声称是，却苦于缺乏中央批文。
于是出现了开头那幕。孔原找来自己保存的早年文件，联系当年的省委秘书徐荷云、苏联同学杨尚昆，以及在中央军委工作的程子华，逐一核对。数十封来往信件，层层复印，加盖公章；对照敌伪记录，不仅能戳穿所谓“叛变”的漏洞，还能印证张国庶被捕牺牲的准确日期。他在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的信里写道：“说他有叛党行为，依据仅是敌特材料，破绽百出。”
冯文彬收到信后，立即组织小组复查。敌伪卷宗中几处关键细节互相矛盾：张国庶既“出卖组织”，又“拒不招供”，显然自相矛盾。更何况，同牢难友的口述一致证实他宁死不屈。调查组给出的结论是：应追认烈士。
1986年11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张国庶、晏碧芳为革命烈士。同日，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将两位烈士生平陈列于序厅中央。孔原握着批文，叹了一声：“总算补回来了。”话音虽轻，却胜过千言。
值得一提的是，此事的推动并不止来自同窗情谊。彼时中央正在系统清理因历史偏见而遗漏的牺牲者，张国庶案不过是冰山一角。孔原等老同志的坚持，为后来类似工作提供了范本——严谨求证、宁缺毋滥，也绝不让真正的烈士蒙尘。
多年后，萍乡中学的校庆资料里，张国庶与孔原的合影重新出现。一行小字附在下面：“一九二四年，互助社成立留影。”照片上的少年眉眼清秀，谁能想到归宿竟如此殊途。可历史没有浪漫，它只记录结果——有人在枪口下挺直脊梁，也有人在拷问室里失声投降。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孔原没有开口，张国庶也许会永远停留在“待考证”栏目。烈士名册里少一个名字，看似不起眼，却会让后辈难以追寻完整的脉络。革命的胜利是无数无名者托举的，名单上的空白，折射的正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给他一个公道”这句话，听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它需要文件、证词、批件，也需要倔强到底的坚持。张国庶以26岁的青春兑现誓言，孔原以81岁的年迈奔走呼号，两人合力完成了迟到的盖章。烈士碑上，再没有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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