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周恩来力排众议，追认一国军中将为烈士，毛主席力挺：我支持|吴石|烈士

一九七三年初春，北京西长安街风仍带着寒意。国务院一次会议散后，周恩来放慢脚步，悄声说了一句：“老战友的功劳，该有一个交代。”话音落地，身边的工作人员懂了，这位“老战友”正是二十三年前在台北刑场倒下的前国民党中将——吴石。不到两周，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上报，毛泽东批下四个字：“我完全同意。”由此，一纸追认决定落款，“革命烈士吴石”得以名正言顺。

消息传到河南南阳，吴石长子吴韶成攥着公函，沉默良久，随即把抚恤金六百五十元全数交给了当地党组织。熟悉内情的人感叹，吴家人骨子里的那股子倔劲，和将军一样，一点未改。可在许多老兵的记忆里，吴石的身影却依旧模糊——他原是蒋介石倚重的参谋次长，却又是共产党潜伏台湾的“密使一号”，到底为何走到这一步？

追索这段曲折往事，得从他早年的“科举榜首”说起。吴石生于一八九三年，福州螺洲古镇的书香门第。少年求学，一路拿第一，保定军校毕业再负笈日本陆军大学，因文武双全被同学戏称“吴状元”。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十九岁，便扛枪随学生军北伐。1920年代，国民党军方求贤若渴，吴石的履历与语言优势使他迅速跻身幕僚高层。抗战爆发后，他在参谋本部负责对日战略，被誉为“日本通”，手握兵要地略图与谍报网，风光一时无两。

然而，明面上的荣光包不住暗处的失望。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看尽上层派系倾轧、兵工财补盘根错节，此情此景，与少年立志报国的初心渐行渐远。抗日相持阶段，他数次在武汉、桂林聆听周恩来、叶剑英的公开演讲，第一次被“人民战争”的理念触动。有意思的是，吴石回到军部后，还特意从南京书店买来《论持久战》，连夜标注批语。那本书后来几经辗转，成了他与共产党暗通款曲的符号。

一九四零年春天，老友吴仲禧从韶关赶来。茶楼隔壁，黄包车穿街而过，吴仲禧压低声音：“大势不在蒋氏，你我若只作壁上观，岂不枉此一身？”吴石端起盖碗，盯着茶面，微一点头。两人当时还只是意气相投，尚未谈及组织，但方向已然明朗。

三年后，抗战胜利，蒋介石着手整顿军政机构。吴仲禧受命渗透，被安插进国防部监察局。背后推手，正是吴石。自此，党内多了一对默契搭档：吴仲禧外勤游走各军区，吴石内线掌管机要档案。两个人分别向上海党组织输送情报，不起眼的瑞明公司成了重要中转站——公司经理何康，是何遂之子，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骨干。

时间来到一九四八年冬。淮海前线山雨欲来，华东野战军急需对手兵力布防图。吴石从“档案山”里翻出正确版本，又亲笔标注兵团番号与预备队位置，封进牛皮纸袋，交给副官聂曦。聂曦搭夜班车赶到上海，将包裹送进何康手中。当天深夜，电台里那串摩尔斯电码跨越长江，飞向张震的作战部。后来，张震两次向何康提起：“若无那几页图，决胜淮海怕要多付血的代价。”

渡江前夕，同样的戏码再现。長江防线分布、电台频率、江防船只名册——依次装袋，迅速北上。1949年4月，百万雄师横渡大江，只三天，南京易帜。前线将领事后形容：“那张图纸，比一个军还顶用。”

战场上硝烟渐散，暗战方兴未艾。多方权衡后，党组织决定让吴石继续赴台潜伏。吴石心如明镜，此举凶多吉少，却仍写信给妻子王碧奎：“此行冒险，唯愿儿女长成，勿累吾志。”九月，他携家眷登舰东渡。彼时，林遵已在吴石规劝下，率第二舰队于江阴口起义；福州海边那五百余箱机密档案，也被他先行转移，日后悉数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

然而，暗流并未止歇。1950年1月，台北陷入恐怖空气，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变节，供出潜伏网络。三月一日清晨，吴石在寓所被特务带走。短短五平方米的囚室，灯火长明；每到深夜，他被拖去提讯，天亮又被抬回。同行被捕者忆起狱中情景，总会提到那么一句：“吴将军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他当时五十七岁，高血压复发，一只眼几近失明，却宁死不语。

六月十日，刑场设在台北马场町。狱卒押解四人。枪声响过，尘埃落定。摄影记者奉令拍照“验尸”，以向蒋介石交差。有传言说，蒋看着底片，沉默许久，只丢下一句“可惜了”。多年后，台湾纪检档案里仍存吴石那张“身着囚服，面容平静”的最后定格。

大陆方面，对这位隐蔽战线的高级将领，却迟迟没有正式定论。何遂、张震相继上书，皆无回音。直到七十年代，吴石亲友再度致信周恩来。总理病榻前召见罗青长，要他“把功臣的事办妥”。叶剑英随后也表态支持。毛泽东批件下发，事情就此尘埃落定——吴石烈士名正言顺，家属领取到迟来的褒章。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追认文件虽姗姗来迟，却让军史多了一道清晰的注脚。吴石在台湾险地孤身鏖战一年有余，他和朱谌之、聂曦、陈宝仓等人，用生命为大陆赢得第一手岛内军事、政治情报，对决策者评估海峡局势起到了实质作用。相关档案显示，三野指挥机构数次依据“密使一号”来电修改作战计划，降低了东南沿海的解放成本。换句话说，许多普通战士免于流血，背后都有这些无名英雄的影子。

回望吴石由“吴状元”到“虎穴忠魂”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核心动因——忧国忧民。最初的北伐梦想并未改变，只是路径换了方向。国民党的腐败、内耗，让他绝望；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表现，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选择在最高军事机要部门里冒险递情报，也选择把家眷带到台湾以取信蒋介石，在他看来，这都是“个人生死事小，民族兴衰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