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那顿天价牛排：一口吃掉1100条人命，长征老红军为何在台北输给了口腹之欲？
1950年，有一顿牛排贵得离谱，直接吃掉了1100条人命。
你敢信？
这不是什么夸张的比喻，是真事儿。
就在那一年的台北，因为这顿西餐，1800多人被牵连，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等一千多名热血汉子倒在了枪口下。
而那个点了这顿“夺命牛排”的人，竟然是曾经啃过树皮、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红军第一人”——蔡孝乾。
这事儿吧，越琢磨越让人破防。
咱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34年，那时候的蔡孝乾，那是真的硬。
作为红军里唯一的台湾籍干部，过草地的时候，别说牛排了，连皮带煮汤他都喝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他那一双脚板，是用铁做的，心里那团火，是用命护着的。
抗战那会儿，他靠着一口流利的日语，抓俘虏、搞情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跳舞，谁提起来不竖个大拇指？
可谁能想到，能熬过雪山的严寒，却没扛住台北的霓虹。
1946年，蔡孝乾带着“台湾省工委书记”的重任潜回台湾。
刚开始那两年，他确实干得漂亮，短短时间就把地下党发展到了2000多人。
那时候国民党在台湾搞得是一塌糊涂，老百姓恨不得把这帮人都赶下海，局势对我党那是相当有利。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蔡孝乾这人，飘了。
到了台北那个花花世界，他心里的那个“穷苦少年”死得透透的。
他开始嫌弃粗茶淡饭，迷上了西门町的高档西餐厅，出门必定是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最要命的是，他还犯了地下工作的大忌——拿着组织的经费去搞腐化，甚至和自己的小姨子马雯娟搞在了一起。
这哪是在搞革命啊，这分明就是拿着公款在度假。
那时候的台湾地下党，表面看着人多势众，其实里头已经被他这种奢靡之风给蛀空了。
这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1949年，《光明报》出事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
接下来的操作，简直比现在的谍战剧还狗血。
特务顺藤摸瓜抓到了蔡孝乾。
这时候特务其实并没底，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大鱼。
按理说，只要他咬死不说，或者像那些烈士一样扛住几天，线索就断了。
结果呢？
这位“老革命”在审讯室里提出了一个让特务都懵圈的要求：我想吃牛排。
立马让人去波丽路西餐厅买。
蔡孝乾是真能吃，吃完还以此为借口带着特务出去转悠，然后趁机跑了。
你以为他跑了会去躲深山老林？
会去切断联系？
错。
他在乡下躲了几天，受不了蚊子咬，嫌弃饭菜难吃，居然为了改善伙食，穿着那身显眼的西装又溜回城里找好吃的。
这就好比现在的通缉犯，逃命路上还要去打卡米其林三星，这不是送人头是什么？
第二次被抓，特务连刑具都没动。
好酒好菜一端，美女一陪，他就彻底跪了。
信仰的崩塌往往不需要大炮轰鸣，有时候一点糖衣炮弹就足够把灵魂炸得粉碎。
他吐得那叫一个干净。
不仅供出了所有名单，还亲自给国民党特务上课，教他们怎么识别地下党，怎么破坏组织结构。
那段时间，台湾的马场町刑场，枪声就没停过。
吴石将军临死前写下“凭晖直上重霄九”，那是何等的豪气；而蔡孝乾呢，正坐在国民党给的别墅里，数着出卖战友换来的钞票。
很多人纳闷，蒋介石那个多疑的性格，怎么没杀这只“落水狗”？
还给他封了个少将？
这才是老蒋阴毒的地方。
杀了他，不过是多具尸体；留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劝降广告”。
国民党让他当“情报局匪情研究室”的副主任，说白了就是养条狗，专门用来咬以前的自己人。
但蔡孝乾这后半辈子，过得真像表面那么风光吗？
我看未必。
在特务圈子里，叛徒永远是叛徒。
国民党那边防他跟防贼一样。
出门有人盯着，电话有人听着，连去个菜市场买菜都要打报告。
他虽然顶着个少将的帽子，实际上就是个高级囚犯。
这种惊弓之鸟的日子，他愣是苟活了30多年。
据说晚年的蔡孝乾，变得特别神经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吓的哆嗦。
也是，背负着几千条人命的血债，既使是铁石心肠，半夜醒来估计也得一身冷汗。
那时候两岸关系紧张，我们也确实没法跨海去清理门户，这也成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了一口吃的，至于吗？
但这恰恰是人性最真实也最残酷的一面。
英雄和叛徒之间，有时候就隔着一顿饭的距离。
1982年，他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病死了，终年74岁。
那个沾满鲜血的少将头衔，到死都像个挂在他脖子上的笑话。
参考资料：
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印刻出版社，2012年。
陕西省档案馆，《蔡孝乾生平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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