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外的钟刚过七点。护士正给粟裕量血压，老人忽然抬头，轻声问：“朱亚雄现在在哪儿？”语气平静，却透着急切。陪护的老参谋犹豫片刻，只能实话实说：“朱同志四年前病逝，身后事还没彻底解决。”
粟裕的手微微一抖，袖口被针管蹭出一道红痕，他皱眉低声嘟囔：“帮过我们的兄弟，不能就这么算了。”说完，他示意参谋赶紧去南京催办。现场只有短短数语，却像钝刀划过在场人的心。
很多年轻医护不明所以，不理解为什么一位开国将军对一名已故社会人士如此牵挂。要懂这份牵挂，就得把时间拨回到1943年南方沦陷区的阴雨夜。
这一年早春，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指派徐楚光潜入武汉，再转南京。身份保密到极致，连妻子时海峰都以为他投敌而毅然离婚。徐楚光到南京后，经民社党人士金龙章引见，见到了在帮会中颇有名气的朱亚雄。
朱亚雄表面是“大亚山正义堂”堂主，实则学医出身，日语流利，家学渊源深厚。在风声鹤唳的南京，他手握一串看似杂乱实则珍贵的社会关系：汪伪官员、大学教授、铁路警务人员、青帮骨干，几乎都欠他一个人情。
最初朱亚雄并无明确政治立场，行事更讲江湖义气。徐楚光反复接触后，从民族大义谈到家国耻辱，再落到“救人”本职，才让这位草莽医生彻底动心。当晚，两人在朱宅祠堂按洪门礼仪对天盟誓，自此结下一条暗线。
不久，徐楚光提出第一件事：打通南京至苏北解放区的物资通道。朱亚雄立即利用对日伪铁路部门的熟人关系，把汪伪华中铁道警务科科长木村请到酒桌。三杯黄酒下肚，木村大吐苦水：“铁路老被盗，麻烦得很。”朱亚雄顺势推荐“洪门护路队”负责保安，木村当场点头。
护路总队挂牌后，总队长写朱亚雄，主任秘书兼督察长是徐楚光。名义护路，实则掩护地下交通线。六张不贴照片的免费乘车证被掌握在情报员手里，从南京到镇江、再到盐城，药品、油盐、人员源源不断涌向华中根据地。
镇江站最关键。徐楚光派周士贵常驻，半夜开闸放人车，再盖章通行。日伪盘查越来越松，甚至以为这是官方默许的“保安措施”。直到抗战胜利，这条线始终没暴露。
1946年春，苏北解放区人员秘密赴南京接应朱亚雄。他不仅自己北上，还带去一批进步青年。淮阴城南旅馆里，谭震林握着朱亚雄的手连说“两声好”，粟裕也亲自见面，交代他回南京、上海继续利用合法身份活动。临别时，华东贸易部门拨出一船鸡蛋，全作经费。
回到南京后，朱亚雄借“民社党监察委员”头衔，钻入国民大会会场，收集了大量关于宪政谈判与军费分配的内幕电文。随后，他又加入杜月笙主导的“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把国防部控制各地帮会的方案原封不动送到淮阴联络部。
危险从未远离。1946年秋，特务刘蕴章叛变，南京情报网暴露在聚光灯下。军统威逼朱亚雄供出徐楚光、张冰行踪，“再不说，就把你送进中统监狱”。朱亚雄淡淡回应：“江湖规矩，不卖兄弟。”敌人拿不出确证，只得作罢。
南京解放后，他被安排在邓府港52号保卫站。原以为风雨已过，1951年6月却因“帮会首要”身份被抓，转判六年。建湖劳改农场里，他多次给中央公检法写信说明地下工作经历，无人回应。
1975年刑满，朱亚雄拖着病体回到南京，仍持续写信。几份申诉材料辗转送到上海，落到病榻上的粟裕手中。粟裕仔细看完，在批注里写了八个字：“历史要给他作证。”
然而等不到彻底结果，朱亚雄于1979年3月病逝。讣告极其简短，只有“原上海防疫站职工”几个字。
1983年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完成复查，正式撤销1951年判决，并认定其自1944年至1949年“长期执行中国共产党地下指示，多有裨益”。平反公文送到北京，粟裕看过默默点头，叮嘱秘书寄往朱家老宅。那年深秋，他自己也在病榻上离开人世。
同批材料里，还附上两张补发的烈士证：徐楚光、张冰。雨花台新立的黑色大理石碑面上，多了两行刻痕。游人稀少的午后，碑下常有白发老人停留，他们低声念着名字，转身离去，脚步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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