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雪后的玉泉山，山路依旧湿滑。管理人员搀扶着八十二岁的黄克诚往疗养院里走，老人却突然停下脚步，用手杖指了指坡下的修缮工地：“那堆木料，省着点用，木头也得算国家的。”一句轻描淡写，把在场人都说得不好意思抬头。这场小插曲后来被工人们当作笑谈，却恰巧折射出黄克诚一生的行止：眼里看到的，从来是“国家”而非“自己”。
时间拨回1941年，阜宁小城的油灯下，新婚的黄克诚和唐棣华面对面坐着。黄克诚低声说：“工作第一，家事第二；岗位特殊，保密为先；我有军机要务，你莫多问。”唐棣华点头，“好。”短短几句，被他们彼此默记了四十余年。后来，也正因为这几句“约法三章”，唐棣华在1952年父亲被枪决时，没有向丈夫开口求情；黄克诚也从不拿家庭亲情与党纪原则“做交换”。
1954年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公文摆进黄克诚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可随任职而来的生活待遇摆在他妻子面前。唐棣华一句“孩子得靠自食其力”把好处推得干干净净。黄克诚听完只说了三个字：“说得对。”后来黄家孩子每次上下学，都在公交车站排队；司机王秀全有次心疼黄健雨天淌着水去上学，刚拉开车门，就听见唐棣华一句：“规矩别坏。”说完转身把孙子送到站牌底下。家风，就这样被捍卫得严丝合缝。
到了七十年代末，黄克诚已经是位双目昏花、支气管炎缠身的老将。老宅漏雨，管理局三番五次要求翻修，他一概摇头：“北京还有成千上万户人家挤在平房里，我这顶棚又不塌。”没想到次年房梁掉下木板，险些砸到床头，他才勉强同意“只修不翻”。核算成本只花了半天工时几百元，他倒像完成了一件“节省任务”。
同年冬天，中央批准他去玉泉山休养。黄克诚先提条件：家属不准跟去；伙食自理不报销。文件送到中南海，批示只有两个字：“同意。”就这样，老人独自住进玉泉山，白天批阅文件，夜里咳嗽连连。一次工作人员送来樱桃，他吃得正欢，忽然问：“钱付了吗？”得知是免费摘取，脸色立刻沉下来：“记账，照市价！”樱桃又被原封退回，直到对方补交了钱，他才肯再吃几颗。旁人笑他“较真”，他却觉得天经地义。
1983年的周日，家人探望，孙子黄健失手打碎公用茶杯，工作人员说“重新领一个”。黄克诚板起面孔：“军队老规矩，损坏公物照价赔。”当场叫人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扣钱买新的。身边年轻警卫员背地嘀咕“老人家太固执”，可没多久他们写检查时就习惯在纸角注明“自付费用”。
从1977年定居北京到1986年离世，黄克诚一次也没离开京城。医护人员劝他冬天去广州或昆明暖养，他轻摆手：“见不着文件，干不了活，还得带随员，浪费啊。”这种“浪费观”甚至延伸到生命尽头。病重后，他主动停药：“药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医生只好在夜里悄悄加药；实在拗不过，几名警卫员按着他胳膊输液，他却默不作声，仿佛那是最后的让步。
1986年12月28日11时15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内，黄克诚走完了八十四载岁月。弥留前，他嘱咐唐棣华：丧事从简，不给组织添麻烦。遗嘱写就，签名落笔尚未干透。妻子含泪应诺，并在信封上写下“绝不额外提要求”。
消息传到中央，秘书厅来函征求治丧意见。唐棣华挑灯逐字审阅将军生平草稿，把“卓著”“杰出”等形容词一一点掉，只留最基础的事实。她随后向中央提交唯一请求：“尊重黄老遗愿”。批示同样是“同意”。
1987年1月7日，八宝山寒风凛冽。邓小平、彭真、聂荣臻等三千余人肃立悼念。挽词写道：“黄克诚同志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追悼会后不久，唐棣华自掏腰包运来一车湖南永兴桔子，给总医院每名医护人员分了二十斤——这份心意，是丈夫曾经欠下的“口头承诺”，也是夫妻俩一以贯之的做人准则：欠的，终究要还。
桔子金黄，病区回荡着酸甜的果香。有护士握着果子哽咽：“黄老说话算数。”再无人言语，只有窗外北风吹过松林，枝头沙沙，像是老将军踩着积雪返回岗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坚定而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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