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一页悲壮的历史：敌人残害红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民团

最近这些年我对红西路军的有关历史非常关注，购买和收集了不少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对于红西路军失败之后，那些流散、失踪、被俘的红西路军将士的不幸命运痛心疾首，每每郁结在心，意不能平。

尤其是当我第一次看到下面这份中共甘肃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在上世纪八十年整理的材料——《敌人残害红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的情况》，确实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对于敌人的残暴凶残痛恨不已、震惊之余，对于红西路军的悲惨遭遇，尤感切肤之痛。

以下为中共甘肃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收集整理的《敌人残害红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的情况》全文：

盘踞西北的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肯，对一九三六年十月奉命西渡黄河，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红西路军所属五军、九军、三十军二万一千八百余人进行猖狂地围追堵截；对战斗失利不幸被俘的一万多名红西路军指战员实施枪杀、活埋、刀砍、炮轰、火烧、吊打、断颈、挑喉、挖心取胆、抽筋剖腹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摧残；对被俘女战士任意糟踏蹂躏、掏挖乳房，实为灭绝人寰。“二马”对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残害，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罪恶史实。

实施残酷暴刑屠杀被俘战士

（一）

一条山战斗结束后，红军主力继续西进，重伤病员脱离部队，就地养伤。接踵而来的敌人从一条山盐务局和干柴洼搜杀红军伤员三百三十余人。

农民党选应家院隐藏的四十名伤员全部被刀砍斧剁而死。古浪失守后，马家军杨结、韩起禄部放火纵烧古浪南街商号，同时也杀害了金家院子和北街旧文化馆的一百多名伤员。在孙辉耀家隐藏的九名女红军战士受到蹂躏之后，全被杀害。

红西路军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返时，留下的百余名伤员被民团副团长李成基全部杀害，无一幸免。

原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乔元玉，他在临泽倪家营子亲眼见到，一位负伤的红军连长被吊到山庙前的一棵树上，扒下衣裤，用刀剥皮致死。

原红九军二十七师战士朱友德回忆，梨园口战斗后，不少同志身负重伤，不少同志业已牺牲，但他也负伤而倒在血泊中，亲眼看见马家军用大刀乱砍乱杀，负伤的同志几乎全部砍死，而他是当时幸存者之一。

高台城失陷后，敌人烧杀达七天之久，把数百名伤员排成队用马刀砍死，红五军张护士长面对敌人的凶残，坚贞不屈，被敌人活活钉死在城内(今县政府院内)的一棵老槐树上。

马家军走后，当地民团又来剥死人身上的衣服，有的尸体被剥的情光。老红军赵天然亲眼看到四具女尸被剥的一丝不挂，暴尸横野。

（二）

西路军西征历时一百八十八天，与敌血战七十余次，转战景泰、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安西等地，在人员锐减，兵源无补，气候严寒，给养奇缺，孤军深入，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重创敌军。由于战局逆转，使大部将士战死沙场或落入敌手，部分流落河西各地，除被当地人民群众掩护、营救外，其余均被搜捕而遭到残害。

当时，马家军与当地民团、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勾结，进行了大规模清乡坚野，围剿搜山，加以搜捕迫害。

据一九五九年张掖县委五人小组材料记录，伪保安团团长罗兴章曾亲自带领民团清乡数次；副团长张成仁搜捕我西路军将士五百余人，亲自活埋西路军战士及保护红军人员十四人。

民乐县民联乡高察村恶霸地主高凌汉，把两名失散红军骗到馒头山深沟，被他养的恶狗咬的遍体鳞伤，不醒人事后，用枪打死。

倪家营子财主李成喜，将一位女红军留给他儿媳不满两个月的婴儿，倒提两腿用刀分成两瓣。临泽蓼泉乡刘家墩子甲长刘事恒，把收藏在刘宗福母亲家炕洞的四个小红军，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榔头砸头，直到脑浆四溢，鲜血横飞，惨不忍睹。

民乐县东乐村地痞刘生福、刘仁德(已枪决)纠集十一人，将携带长枪一支、短枪一支、大烟十两的四名失散红军，以留宿为名，夺走枪支，密谋暗杀。恶霸张兴智纠合兄弟数人，把流入该村的三名红军战士追赶围打，用木棒活活打死，搜走了身藏的两个包袱。

临泽县赵家湾子恶棍赵延典，把在农民夏季看菜的上房子里避难的两名红军(一男一女)剥取衣服，掠走大烟、白银，洗劫一空，一夜过后冻成两俱僵尸。

民乐县李寨乡三寨村的回民马福成，用土炮轰一位红军战士的胸脯，这位战士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口号英勇就义。

（三）

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春，正是天寒地冻风雪弥漫的季节。西路军被俘战士身着单衣，在敌人驱赶下，被押送韩起功旅部。西路军被俘人员在解押途中被随意毒打、戳杀。

总部骑兵师师政委张云，在押往张披的路上遭到民团副团长关秉仁的杀害，民团副团长韩绍华，在押送被俘人员途中，亲自在梨园山峡用刀杀害了五名红军战士，同时还指示部下杀害了另外三十一名被俘人员。

被押到营部的被俘人员，韩起功受马步芳指令，从甘肃张披经扁都口、俄博、大梁、黑石头、大板山、桥头镇等地解押到西宁。

途中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荒野里，被俘战士昼行荒野，夜宿露地。在敌人的刺刀皮鞭下，有的为敌人抬伤员担架，力尽气竭而被砍死；有的穿着不足以抵御风寒的衣服而冻死；有的喝稀糊糊不足以准持生命而饿死；有的不堪忍受欺凌奋起反抗而被杀害，不少因伤重、病危而行走缓慢的即遭屠戳。沿途红军战士尸体遍野，狼狗争食的惨情景目不忍睹。

据幸存的原西路军战士王大英回忆，在门源流沟见到八名红军理发员，一个因走不动被活活死，七个被拉到河滩用刀砍死；有的伤员走不动将肠子抽出拴在马尾巴上活活拉死。

邓秀英说，他亲自看到敌人把一男一女两名战俘手脚绑住，全身包上浇了油的棉花，活活烧死，被烧者疼痛难忍，而敌人却围观取乐“好看哪！好看！”。

为练习射击、刺杀，将红军战士当靶子，打死后，凶手居然炫耀说“我的枪法怎么样？”。马家军把杀人视为游戏，杀的多者为英雄。在解押途中的被集体虐杀的战俘亦屡见不鲜。路宿洪水时，一晚上就暗杀了二十多人。

原西路军战士贺彦太说，他们被押到门源后，敌入在夜间把伤员捆绑起来，扔在几十辆(每辆装五至十人)木轮大车上，拉到东门外密沟一带杀害。经查证在门源东门外和麻尼旗杆等处，光活埋就达一百多人。

据亲历其事的敌人交待，他亲自参加了由武威经永登解至西宁的战俘被他们深夜活埋在永登东山沟。据《青海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报道：从张掖押至西宁的二百九十五名战俘中，沿途仅冻饿而死的就有二十七人，几乎占百分之十。

(四)

管押在张掖的红西路军被俘人员，年轻强壮的被编入“补充营”服苦役；老病残者在张掖市内东校场、王母宫、牛王宫、下滩子、十里行宫、北城墙下、义园广场、韩家花园等地全被杀害活埋。

从张掖的现存材料看，韩起功与民团枪杀红军三百八十人，烧死五十六人，活埋一千六百三十三人，共计三千零六十六人。其中以东校场活埋人数最多，因而被群众称为“万人坑”。

据当地农民李成文说：东校场有二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尺的大坑。一天深夜，敌人在这坑里活埋了数不清的红军。第二天拂晓，大坑两侧的鲜血象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的地里，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和鞋。有一个女红军和两个孩子，浑身血淋淋地从坑里爬出来后，又被敌人拉去埋掉。

老红军女战士马玉莲回忆，北城墙下面也有二个宽一点五丈，长六丈、深六尺的“万人坑”，都活理着红军战士。

西路军被俘人员押到西宁后，马步芳指使他的亲信逐个进行审查，把年轻体壮的编入“补充团”集训和其他军队服役。对伤残体弱的一些干部不断地暗杀。

他们为了掩人耳目，逃避社会舆论的谴责，暗中指示手枪团、执法队、传令队，在夜间秘密杀害红军时，要做到不点灯、不鸣枪、不留痕迹，不让逃脱一人的命令，把活埋红军的现场要收拾的干干净净。

敌人虐杀红军之前，先要装出一副人道主义的样子，把被俘红军集中到一起假惺惺地说，现在送你们回家，你们都是伤员，送你们到医院等等。

红军被欺骗押到刑场后，敌人便原形毕露，挥舞大刀、镢头、铁铣等凶器，对着手无寸铁，绳索捆绑的伤残红军进行疯狂屠杀，一个人一刀或一棒，不管是死是活就推到坑里掩埋。一层土，一层人，埋一层死的，填一层活的，分六、七层掩埋，手段极为毒辣。

从“万人坑”里逃出来的人，每谈及当时的凄惨场面，就声泪俱下。西路军老战士黄科林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人。敌人把他同战士一起活埋，到了半夜他与一个女红军从坑里爬出来挣扎着跑到一老百姓家，才算得以活命。

原马步芳上校参议陈秉渊揭露：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在高台破俘的红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年鸿才(编者按:年鸿才为红五军四十三团参谋长)及骑兵团团长马福山、三十九团教练朱锦堂(编者按:即朱金昌，为红五军三十九团政治处主任)、指导员杨嘉明等六十八人被杀于青海西宁的南山根。

解放后，西宁民政部门搜集挖掘烈士遗骨时，“在杨家滩挖出五十四具；苦水沟挖出二百多具；东塔院挖出二百五十六具；板登台挖出二百多具。以上共八百多具。而大牙合、小牙合两处被害最多，尸骨被洪水冲去，故不知其数”。

历史是无情的，当年那些杀害红军的刽子手，一个个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张掖地区在一九五八年逮捕判刑的罪犯就有二百六十七名，其中判处死刑的五十一名，死缓的四名，无期徒刑的二十七名，有期徒刑的一百八十五名。

现已初步查明，在红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被马家军枪杀、活埋、火烧于张掖、青海两地的死难烈士竟达四千六百四十三人。

二、被俘战士受磨难集中营里服苦役

西路军被俘战士幸存下来的大都被囚禁在各集中营里强制报苦役。

据亲历其事的马敌爪牙和一些被俘战士回忆，武威马呈祥补充旅第三团拘禁的一千二百余名红军被俘战士，由团长王绳祖，副团长杨明亭负责到永登苦水沟修路、造营房。

武威第二监狱管押着十八岁以下的少共二百六十余名改编成“童子团”，充当马步青骑五师的仪仗队。张掖韩起功搜捕二十岁以下的四百名红军战士编为“补充营”。

青海新二军补充团二千八百五十多人，义源工厂六十九人，陆军医院四十六人，毛顺德毛厂五十多人，中山医院二十多人，一百师电台六人，大通煤窑八人，修械所三人，合计约三千一百余人，都在受苦役，经受着非人般的待遇。

一九三七年春，马步芳将二十五岁以下的被俘战士编入“补充团”。“补充团”是一个强制波俘红军战士服苦役劳动的组织。一九三七年九月，“补充团”调往张掖与韩起功“补充营”一起修飞机场，修甘新公路、植树。

尔后，马步芳又将“补充团”一营调回西宁改为工兵营(亦称森林警察局)。一九三七年九月，该营一、二连调大通县郭麻寺伐运木料，三、四连到循化县中吾、占群地区伐运木料。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底调至循化县赞卜乎地区垦荒种地约一千七百五十亩，修庄廊六十个，盖房屋三百间，黄河边修水车七架。

一九四三年底，马步芳把红军战士开垦的两千七百五十亩地和庄廊、房屋吞为私有，并效仿封建帝王，把黄河以北的封给儿子马继援，黄河以南的给了他的私生子马宗德。一九四四年初至一九四六年底，马步芳说“工兵营”的红军战士在循化、享生地区还修铺面、住房二百间，学校一所、油坊一处，水磨两盘、清真寺一所。

由于长年繁重的势役和疾病的折磨，解散时原有的四百余人，只剩了二百五十余人，几乎近半人死于非命或逃跑出去了。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补充团”二、三、四营在西宁修建惠宁桥一座，昆仑中学校舍二千间、乐家湾铁骑沟窑洞，九月调至张披修飞机场；一九三八年二月调往门源县修宁张公路卡子沟至下大板二十七公里的一段公路，之后“补充团”一部交兰州国民党九十七师，顶替马步芳当年应征的一千五百名壮丁。

红军被俘战士在集中营服役期间，每天早上七点出工，晚上七点收工，中间除吃饭外，每天劳动在二十小时以上。白天干不完的，晚上还要干。一营修窑街峡公路时，由于劳动量过大，七、八十人被活活折死。

“补充团”二、三、四营仅修惠宁桥就淹死、砸死四、五十人，受伤一百五十余人。劳动时稍微缓慢点就遭到毒打，重则致死，轻则致残。

一般的体罚竟成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其中有“打背花”、“砸骨拐”“打屁股”即“三大套”的体罚形式。

打背花是用皮鞭、细柳条或湿麻绳抽打脊背，直打的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砸骨拐也叫砸螺丝骨，是将双脚内外两侧置于石头上，用木棍狠砸，直到骨拐砸平为止；打屁股即压倒被打人，用木棍打臂部；还有割耳朵、鼻等酷刑。

西路军老战士吴光增，在甘州(张掖)“补充营”里不堪忍受敌人的折，与救他之命的胡嘎扬老人出逃，不慎被敌发现，抓回打背花，砸骨拐，胡老人的骨拐被砸后悲惨死去。吴光增如今是满背疤痕，体无完肤。

西路军被俘战士遭受敌人无休止的迫害，在生活方面也受到非人的待遇。战士们于着劳动强度最重的活；吃着能照见人的饭；穿的破烂不堪，身披毡片，脚裹破布，常年着破烂的单帐蓬，冬夏都是如此。每逢风雪交加之时，就无藏身之地，因冻饿而死的事，时有发生。

“补充团”调往张掖修飞机场，途经祁连县大梁时遇大雪，三十多名红军战士被活活冻死，一百多人冻烂了手、脚，得不到治疗，竟成终身残废。集中营完全是任意摧残我被俘红军战士的魔窟。

三、女俘受凌辱强迫做妻妾

西路军女战俘，和男战俘相比，所受摧残更是雪上加霜。总部文工团、妇女独立团、总医院、被服厂、兵工厂等单位被俘的女红军，分押至西宁、武威、张掖后，除被杀的外，有的送进牢房，有的逼迫做苦工，有的被多次卖掉。

在管押期间受尽折与污辱，白天要他们劳动，干最苦最累的活，稍有不慎就挨耳光、脚踢、杖笞；在晚上，则每夜被押送到一个班去“轮流值勤”，有的女俘衣服被扒光，遭到禽兽般的集体奸污。尔后又被用棒、枪、棍捣阴部，若稍有不从，就遭毒打或挖取乳房、阴部。

原西路军总部文工团的孙桂英，就因不从马步芳的欺辱，被活埋于离张掖二十里地的沙滩上。

这些女战俘被随意糟后，凡稍长的好的，即被马步芳、马步青、马步銮、马元海等高级军政官员霸占；一般的则由军政大员抓阄、蒙上眼睛摸人、赐封作为物品；女战俘与下级军官排成两行，排在对面的就对为夫妻等办法分给亲信、官兵做妾。

女战俘们不堪受辱，据力反抗，有的逃跑，有的自杀。原西路军女战士党文秀被赐给某军官后，跳井自杀；何翠花被赏给教育厅厅长的弟弟马玉成为妾，马玉成本不把她当人看，轻则唾骂，重则毒打。她不堪忍受，逃离后与当地群众马福兴结婚；邓秀英分给了马步芳一军官，她暂死不从，女扮男装逃出，流离三年后与农民高惠结婚。她们就是这样，在黑暗的魔窟中寻找光明，以生命抗衡为代价去追求理想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