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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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心齐，泰山移。”这话听着多提气，可到了南明那会儿，偏偏应了另一句老话：“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你看《明史》虽然没直接说郑成功“阳奉阴违”，但字里行间写得明明白白：他奉的是永历正朔，兵却是自家的兵，粮也是自家的粮。说白了，就是名义上忠于朝廷，实际上独立运营。
李定国在西南打得风生水起，两蹶名王，吓得清军直哆嗦。郑成功在东南拥兵海上，舰队横行，号称“海东天子”。两人要是真能联手，南北夹击，清廷还真未必稳得住。
可结果呢？一个困死缅甸，一个孤守海岛。不是没机会，而是明明伸手就能拉一把，为什么一次次错失良机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郑成功迟迟不出手呢～
三次会师失败
我们总说“南北呼应，大明可兴”，这话真不是吹牛。李定国控陆，郑成功掌海，一个能打，一个有钱有船，简直是天作之合。
可现实是：他们三次几乎要牵手成功，三次都被硬生生掰断了。
第一次：1653年，李定国桂林大捷后邀约，郑成功“嘴上答应，脚不动”
李定国干掉清将孔有德，拿下桂林，一时威震天下。紧接着就开始派人往东南送信，想拉郑成功一起干票大的。
《小腆纪年附考》写得清楚：“定国遣使通好于成功，期合兵进取。”意思很直白：兄弟，我这边打开了局面，你出兵牵制江南，咱们东西夹击，清军必乱。
郑成功怎么回的？
“敬佩忠烈，共勉复国。”客气话一套一套，行动呢？一个兵没派，一艘船没动。理由一大堆：“船还没造好”“粮不够”“风向不对”……反正就是“等下次”。
结果呢？清廷缓过劲来，派敬谨亲王尼堪带大军南下。李定国在衡阳拼死一战，把尼堪斩于阵中，可终究寡不敌众，败退入滇。
第二次：1653–1654年，李定国被孙可望打压，仍三番五次求援，郑成功反复跳票
这会儿李定国内外交困。孙可望在昆明一手遮天，连永历帝都快架空了。可即便如此，李定国还是没放弃联络郑成功。
《明季南略》记着：“李定国屡遣使通成功，使三返矣。”使者来回跑了三趟！这不是客套，是真急了。
郑成功也不是完全不理，还回话说：“等风顺就发兵。”甚至一度下令练兵、整船，搞得像是真要动手。可最后呢？风一直不顺，敌情一直紧张，兵一直没出发。
你说巧不巧？每年都能派船去日本买火药、运白银，偏偏救国的时候，风就是不配合？
第三次：1658年，永历帝逃亡缅甸前下诏勤王，郑成功“祭天哭拜，转头北伐”
这回是永历亲自下诏了。朝廷流离失所，从广西跑到云南，眼看要进缅甸避难，最后一道求救信号发向全国：“延平郡王郑成功，速速会兵，共图复兴！”
郑成功接诏后反应极快：设坛祭天，望北痛哭，宣布奉旨北伐，声势浩大，搞得像是要直捣北京。可实际出兵方向是哪儿？浙江台州、舟山群岛，离西南战场隔了半个中国。
《台湾外纪》写得很实诚：“成功誓师曰：‘此行不为他，专讨清虏，复我故土。’”注意，他说的是“复我故土”，不是“救我君父”。
所以这场北伐，更像是一次借勤王之名的战略扩张。热闹是真热闹，救命？没影儿。
三次邀约，三次落空。不是没联系，不是没机会，而是每次都在“说好了”和“做不到”之间，活活耗掉了。
为什么合作不了？三个扎心真相
别怪谁不讲义气，也别骂谁贪生怕死。郑成功和李定国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可问题是，在那个时代，忠义扛不动现实的重量。
他们没法合作，根本不是因为感情不好，而是三个底层逻辑彻底对不上：
1. 谁说了算？南明没有“总公司”
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反清复明这面大旗底下，到底听谁的？
李定国是永历亲封的晋王，掌西南军政，算是“体制内高管”。郑成功是延平郡王，兵自己招、钱自己赚、地盘自己管，纯纯“地方诸侯”。
两人爵位平级，谁也不归谁管。《明季南略》说得透：“成功称藩于闽，而定国秉政于滇，各以诏旨行事。”翻译一下：我们都听皇帝的，但皇帝太远，所以我们各自为政。
这就跟两家公司都说要拯救同一个品牌，可谁也不愿合并股权。你要我出兵配合你打湖南？打赢了地盘归谁？税收怎么分？官员谁任命？
更麻烦的是，孙可望在昆明搞“平行朝廷”，私设六部，逼百官劝进，摆明了想取永历而代之。这种环境下，郑成功要是贸然带主力深入西南，万一前脚刚进广西，后脚厦门被清军端了，或者被“盟友”背后捅刀，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没有统一指挥，就没有真正协同。一个群龙无首的联盟，再响的口号也撑不起一场翻身仗。
2. 郑成功的命根子在海上，陆战不是他的游戏
别忘了，郑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不是步兵，不是骑兵，而是船队、港口、海外贸易线。
《台湾外纪》记载：“成功屯田于厦、金，而资粮多来自日本、吕宋及红毛商舶。”说白了，他的军队是靠国际贸易养活的，用茶叶瓷器换火药粮食，靠港口收税维持运转。
这种模式决定了他的战略底线：保海岛、控海峡、维系对外通道。
所以一旦深入内陆作战，等于主动放弃自己的“现金流业务”，跳进一个陌生战场。补给靠陆运？清军骑兵一冲，粮道就断。打到长江流域？没有水师优势，面对八旗铁骑，站都站不稳。
相比之下，攻打南京（1659年）或经营舟山，至少还能依托水网接应；可千里迢迢跑去救云南的永历？那是把全部身家押在一个遥远的政治符号上——风险极高，回报极低。
说白了：李定国的理想是光复中原，郑成功的底线是保住基业。目标不同，节奏自然对不上。
3. 信息延迟+猜忌链=信任跨不过千山万水
你以为他们能天天互通消息？从云南到厦门，快马要走两个月，中间还有清军封锁、土匪劫道、天气突变。等信使终于把书信送到，战场形势早就变了三轮。
更要命的是，谁也不敢确定对方是不是在“借刀杀人”。
李定国频频邀约，郑成功难免怀疑：你是真想联手，还是想把我主力调走，好让你独揽西南大权？毕竟你李定国还得防着孙可望翻脸，我若孤军深入，万一你转头和清廷议和，我岂不成炮灰？
反过来，李定国看郑成功也满肚子疑虑：你说“风未顺”，年年都说风未顺；你说“敌哨密”，可你年年都能派船去日本做生意。分明是有选择地行动，哪里是不能，只是不愿。
《永历实录》一句点评戳心：“两雄不并立，势使之然也。”这不是不忠，也不是怯战，而是乱世之中，自保先于救国，存身重于尽义。
每个人都活在信息盲区里，只能按对自己最安全的方式出牌。于是，承诺一次次开出，又一次次跳票。不是不想救，而是不敢赌，也输不起。
大明的悲剧，是自己人拆的台
我们总把王朝灭亡归咎于外敌太强、皇帝太昏。可南明的结局像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是清军多厉害，而是一群本该同仇敌忾的人，如何在最后一刻，亲手把大明推向深渊。
郑成功不信李定国？李定国也未必真信郑成功。他们之间没动刀，却比敌人更懂得怎么“不动一刀，断人咽喉”。
这不是个例，而是一场系统性崩塌：南明上下，几乎没有真正的“共同体”意识。
每个人都打着“复明”的旗号，干的却是“保藩”“扩权”“争正统”的事。就像一群人围着一口快熄的炉火取暖，谁也不肯添柴，生怕别人烤得比自己暖。
最惨的是永历帝。
《永历实录》记载：“上在南宁，遣使十三道求援，惟李定国至，余皆观望。”
他像个乞丐一样四处求救，可响应者寥寥。黄斌卿割据舟山自称总兵，瞿式耜被同僚排挤孤立而死，左良玉早已作古……
更荒唐的是孙可望。他原是张献忠义子，降明只为“借壳上市”。《明季南略》写他“讽诸将上表劝进”，想逼永历禅位，私设机构，自称“国主”，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在这种环境下，郑成功怎么敢信李定国？
李定国可是孙可望的手下败将，今天为你打仗，明天会不会也被逼造反？万一我千里杀进云南，结果你们内部政变，把我当外来军剿了，岂非白送性命？
就连李定国自己，也不是全无私心。他在衡阳大捷后拒绝与白文选合兵，怕兵权旁落；对永历身边的佞臣马吉翔也多有纵容，只为换取政治支持。所谓“忠臣”，也不过是在乱局中找支点站稳罢了。
而郑成功呢？1659年北伐南京，声势浩大，号称“舳舻千艘，将士十余万”。可目标是江南财赋之地，而非西南危局。《台湾外纪》记他誓师时说：“此行不为他，专讨清虏，复我故土。”
可这个故土，指的是福建、浙江——哪一句提到了云南的永历？
说到底，他们都把“大明”当成了自己的政治资产，而不是共同守护的江山社稷。
最悲凉的一幕在1662年上演：
李定国病逝前，遗命其子：“宁死荒徼，无降也！”
几乎同时，郑成功在台湾收复不久，郁郁而终。
两人至死未见一面，未共一役，连书信往来都止于客套。
屈大均在《皇明四朝成仁录》中叹道：“两雄竭力，各奋一方，而卒不得合，天乎？人乎？”
是天意弄人？还是人心散了？
或许答案就在那句老话里：堡垒从来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南明不是亡于清军，而是死于自己人的猜忌、私欲与不作为。
郑成功和李定国，都是英雄，可当英雄们各自为营，不再同心，再响的战鼓，也唤不回一个破碎的天下。
老达子说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李商隐这句诗，像是为郑成功与李定国写的墓志铭。
他们生逢乱世，忠肝义胆，一个跃马西南，一个横海如龙，本可携手翻盘，再造乾坤。可最终，一个抱恨台湾，一个客死边陲。
郑成功与李定国的遗憾，不是一个错失的会师，而是整个时代无法突破的困局，当复明成了割据的旗号，当勤王沦为自保的遮羞布，再多的忠勇，也不过是悲壮的独舞。
历史从不缺英雄，缺的是能让英雄并肩而战的时势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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