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舍生皆被绮绣，戴珠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明朝，宋濂用自己的经历勉励后辈读书，哪怕身旁的同学都衣着光鲜，他自己却只能穿些简朴的衣裳，却并不羡慕，只因为心中有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同样，在近代也有类似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可不是“同学”，而是敌人。他们就是胡天桃师长和王耀武。面对衣着光鲜的王耀武，胡天桃同样“略无慕艳意”，因为他的心中，也有值得坚守的东西。
1935年1月的赣东北，早已是冰天雪地。怀玉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冻得硬邦邦，凛冽的北风裹着雪粒子，呼啸着穿过山林，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
国民党补充第一旅的士兵们缩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围着炭火搓手跺脚，嘴里念叨着这鬼天气。旅长王耀武却没心思取暖。他站在简陋的指挥部里，盯着墙上的地图，眉头拧成了疙瘩。
追了红十军团快一个月了，这支红军队伍就像块难啃的硬骨头，武器差得可怜，连棉衣粮食都凑不齐，可每次陷入绝境，总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冷不丁就给国民党军“咬”一口。
王耀武心里憋着股火气，更藏着一个大大的疑惑。他是黄埔三期出身，蒋介石的嫡系悍将，手下的补充第一旅是全德式装备，近7000人，粮弹充足，棉衣、皮鞋、罐头样样不缺。可就是这样一支精锐，对付装备简陋的红军，却屡屡吃力。
之前赣东北“剿匪”总指挥赵观涛特意骑马赶来，拍着他的肩膀叮嘱：“耀武，别小瞧这帮红军！我跟他们打过交道，装备不如咱们，可拼起来命都不要，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赵观涛的话，说到了王耀武的心坎里。他打了这么多年仗，见过不少硬仗恶仗，可从没见过像红军这样的队伍：缺吃少穿，没电台没后勤，却能让装备精良的正规军疲于奔命。
“到底是什么撑着这群‘穷骨头’？”王耀武总在琢磨，“要是能抓个红军将领问问，或许能解开这个疙瘩。”
机会来得比预想中快。1月16日清晨，通讯兵跌跌撞撞地冲进指挥部，声音激动得发颤：“旅座！抓、抓住了！红21师师长，胡天桃！”
王耀武猛地站起来，手里的铅笔“啪”地掉在地上。红军师长？还是红十军团的核心将领，这可是条“大鱼”！
他赶紧整理了一下军装，让卫兵把皮鞋擦得锃亮，又吩咐备上热茶。既能从这位师长嘴里套出红军的部署，又能亲眼看看，这些让他百思不解的红军将领，到底是什么模样。
当卫兵把胡天桃押进指挥部的时候，王耀武准备好的审讯话术，瞬间就都卡在了喉咙里。他愣住了，身后的副官也忍不住小声嘀咕：“旅座，这不会是抓错了吧？”
眼前的胡天桃，个子不高，头发乱得像枯草，脸上冻得通红，还裂了好几道口子，渗着血丝。上身套着三件单衣，一件比一件破，黑的、灰的、蓝的补丁摞在一起，一看就是从不同衣服上拆下来拼凑的。
两条单裤也破得不成样子，膝盖处露着冻得发紫的皮肤，风一吹，裤腿就晃晃悠悠地灌风。最扎眼的是他的脚。
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左边那只干得发硬，鞋尖都磨秃了；右边那只还沾着泥和雪，像是刚从雪地里拔出来，脚趾冻得肿紫，指甲缝里全是泥垢。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两只草鞋颜色都不一样，显然是凑出来的。
胡天桃腰间挂着个轻飘飘的小布袋，王耀武让卫兵翻了翻，里面只有几个冻得梆硬的红薯，还有一个破瓷碗，碗沿缺了个口，用铁丝勉强绑着，碗底模糊能看到四个刻上去的字：“天下无饥”。
看着眼前的人，王耀武忍不住开口：“你……是胡天桃？”他的语气里满是怀疑。
毕竟，王耀武见过的国民党师长，哪个不是穿着皮靴、披着斗篷，身边跟着好几个卫兵，吃饭都要四菜一汤？可眼前这个红军师长，连一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除了那个破碗，连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
胡天桃没理会副官的嘀咕，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沉稳：“我是红21师师长胡天桃。”他站得笔直，哪怕冻得身体忍不住发抖，腰板却挺得像青松。
王耀武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觉得身上的厚呢大衣有些沉重。他让人给胡天桃搬了把椅子，递过去一杯热茶。胡天桃没坐，双手捧着茶杯焐手，指尖的冻疮又红又肿，看着有些吓人。
后来，王耀武还回忆说，自己那一刻心里五味杂陈。他原本以为，这位红军师长就算再朴素，也该有几分将领的派头，可眼前的景象，彻底击碎了他的认知。
一个能带领几千人跟正规军周旋的师长，竟然过得比国民党的普通士兵还要清苦。
王耀武率先开了口，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些：“胡师长，现在红十军团已经被打散了，方志敏也跑不了。蒋委员长向来宽大，只要你肯归顺，说出红军的部署，以后照样能当大官，享富贵。”
他觉得这话足够有诱惑力，毕竟谁不想过好日子呢？可胡天桃只是淡淡笑了笑，把茶杯放在桌子上：
“长官说的‘富贵’，我不稀罕。我们红军打仗，不是为了自己能当官发财，是为了老百姓能吃饱饭、穿暖衣，不用再受地主和军阀的欺负。”
王耀武皱了皱眉，反驳道：“共产主义那套不适合中国！你看我们国民党，有枪有炮，还有外国人帮忙，早晚能统一全国。你们呢？缺粮少弹，连件棉衣都穿不上，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外国人帮忙？”胡天桃的声音提高了些，眼神里透着锋芒，“那些‘帮忙’的外国人，不就是当年抢我们中国土地、烧我们圆明园的侵略者？国民党拿着他们的武器，不打日本人，反而来打我们这些想抗日的红军，这叫‘帮忙’？还是叫勾结？”
这话像一记耳光，狠狠打在王耀武脸上。他想说什么，可张了张嘴，却找不到反驳的话。他心里清楚，国民党里确实有不少人靠着外国人撑腰，而蒋介石也一直把“剿共”放在抗日前面。
沉默了一会儿，王耀武换了个话题，语气也强硬了不少：“我知道你是条汉子，可你总得为家人想想吧？你家在哪里？有老婆孩子吗？只要你配合，我保证把他们接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过好日子。”
他以为这是杀手锏，哪个男人能不管家人？可胡天桃的眼神暗了暗，却依旧坚定：“我没家了。参加了革命，我的家人，就是千千万万受欺负的穷苦大众。他们的日子过不好，我就算有再多荣华富贵，也不安心。”
胡天桃的话，字字句句都敲在王耀武心上。他想起自己手下的士兵，有的为了几块大洋就逃跑，有的还抢老百姓的东西；再看看眼前的胡天桃，明明饿得站不稳，冻得直发抖，却连一句软话都不肯说。
“你就不怕死？”王耀武忍不住问。
胡天桃拿起桌子上的破碗，轻轻摸了摸碗底的“天下无饥”，轻声说：“怕有用吗？我从参加红军那天起，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死了也值。”
这场审讯，最终什么情报也没问出来。王耀武让卫兵把胡天桃带下去，自己坐在椅子上，盯着那杯没喝完的热茶，半天没动。
他忽然明白赵观涛说的话，红军的厉害，从来不是在武器上，而是在心里，在那份为了穷苦大众谋幸福的信仰里。
胡天桃被押下去后，王耀武心里始终不平静。他舍不得对这样一位有气节的汉子动刑，可又无法违抗上峰的命令，只能将胡天桃移交上级俞济时处置。
俞济时也是“剿匪”老手，对红军的作战体系极为重视，审讯时威逼利诱，可胡天桃始终一言不发，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就直言“要杀就杀，不必多问”。
他知道，自己落在敌人手里，断无生还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党的秘密，守住共产党人的气节。
1935年8月6日，南昌下沙窝。胡天桃被国民党特务押到刑场，他依旧穿着那身破烂的单衣，脚步沉稳。临刑前，他高高举起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的声音响彻云霄，连远处站岗的国民党士兵都为之动容。这位年仅34岁的红军师长，最终倒在了血泊中，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而他那个刻着“天下无饥”的破瓷碗，被王耀武让副官收了起来，后来在战乱中辗转丢失，却成了王耀武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如今再提起这段往事，还是不免为胡天桃师长的坚定的信仰和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他的故事将会永远流传下去，他的精神也会永远传承下去。
最后，向胡天桃烈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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