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8日凌晨，成都东郊军区大院的灯光一直没有熄过。值班参谋抱着刚收到的电报冲进作战室，“川西多地土匪同时异动，崇庆县城被围！”话音未落，电话铃响个不停。山河新定，竟又冒出这种乱子，听上去实在扎耳。
西南解放不过三个多月，国民党残部和地方劣绅尚未完全肃清，山区更是暗流汹涌。川西盆地地形复杂，帮会、会道门与逃亡官兵勾连，一旦坐大就像山火，扑灭慢一步便烧出一大片。最棘手的，还不是土匪好斗，而是他们学会了打一枪换一地方，专挑交通线、征粮点、区乡政府下手。
崇庆的警报来得突然。县城周围原本只有星散股匪，1月下旬开始却骤然聚拢成数千人，还号称“反共复国义军”。540团接令后，只带三天干粮就昼夜兼程，翻山越岭六十余公里赶到城外。部队刚一列队展开，外围哨兵报告：敌人已向西北突围。指战员们憋着一股劲，直追到大佛岩才堵住去路。
打散匪众，用了不到半小时；清点俘虏，却耗了一整夜。审讯现场吵闹不堪，“把头抬起来！”一声呵斥后，灯光扫过一张熟面孔——赵希荣，原180师538团三营副营长，去年冬天还在成都东门参加誓师大会。审讯员惊得半晌说不出话，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怎么混到这群人里？”赵希荣却低头不语。
谁也没料到，就在被俘前十天，赵希荣奉命护送县征粮工作队返回崇庆。本来兵力虽少，火力并不弱，若依平时训练占山头、截要道，完全守得住。可他竟向部队下达“不准开枪”的死命令，还提出同匪首“议和”，甚至暗示交枪交粮。排长李华林当即顶回：“那是送死！”李华林率一个连强突，拼到黄昏，终于撕开缺口，但剩下的几十人几乎打光子弹。夜色中，赵希荣反而跟一个排选择缴械投降。
1月31日，川西军区将赵希荣押解到成都。军区司令员合上卷宗，给在重庆开会的贺龙（时年54岁）打电话。还没说完来龙去脉，贺龙已沉声吼道：“杀！一定要杀！留着这种人，只会祸害咱们队伍。”电话那头突然静了几秒，“传我命令，按军法处置。”
据军法处记载，2月3日拂晓，赵希荣被执行枪决，判决书上写着九个字：临阵脱逃、投敌叛变、危害极大。此事在军内外炸开了锅，震慑可想而知。有人议论：副营长究竟为什么甘当俘虏？有说遭土匪利诱，有说被旧识裹挟，也有人指他心怀侥幸妄想自保。原因如何，已无从深究，但教训摆在那儿——轻敌与纪律松弛，一旦结合，就可能酿成不可收拾的祸患。
赵希荣事件只是一个缩影。此前半个月，西南各地剿匪屡遭挫折，原因大同小异：正规军在山地搜索经验不足，情报链条又被地方势力层层阻断，打成了捉迷藏。贺龙和时任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分析局势后，联名给中央发出长篇电报，请求尽快明确全国剿匪方针。
2月中旬，毛泽东在紫光阁召开专门会议，周恩来、罗瑞卿、聂荣臻等均到场。会议持续一整天，最终拍板：剿匪不是普通治安任务，而是建政初期的“第二战场”。中央随即发出《全国剿匪号召书》，要求地方政府、人民军队、民兵武装“三位一体”，逐县逐乡、定人定片，严防漏网。
全国战略铺开后，很快见效。广东一带匪情多由旧军官指挥。4月中旬，叶剑英兼任广东军区司令，以“拉网式搜山”同铁路、公路封锁同时展开，十一天捕获匪首及特务一万一千余名，该清单直接呈送中央批示。外界乍一看数字惊人，其实更关键的，是剥掉匪患赖以生存的乡绅、神堂和秘密交通线。
有意思的是，匪首日紧夜松、零敲碎打的作案模式，也逼着解放军改变打法。大部队分散为“尖刀分队+地方武装”，辅以情报专员，先分割，再围歼。活捉的匪众中，不少被就地动员教改，成了民兵或筑路工。方法看似简单，却耗足人情世故：放谁、打谁、如何劝降，全得拿捏分寸。
1951年春，福建前线已备妥攻金门的舟桥与弹药，却在最后一刻接到中央指示：先停，先剿匪。闽北山区仍潜藏大批“闽赣游击总队”和特务电台，若不肃清，沿海出兵就会腹背受敌。前线部队当即掉头深入武夷山脉，半年扫荡百余股匪势，拆除秘密电台三十多座。
到1953年底，全国大规模武装匪患被彻底压制，零星土匪则被自治区、各省公安厅陆续收网。军事档案统计，三年剿匪共缴获轻重武器三十余万件，相当于一支集团军的装备。最难得的是，新生政权的基层组织在枪声中站稳了脚跟，从此再无大股武装敢公然挑战地方政府。
再看川西，崇庆县城角楼上的年画早已褪色。当年的540团老兵回乡探亲，常指着城头笑说：“打蒋介石时，我们擂鼓进攻；剿匪，可得猫着腰。”一句大实话，道尽正规战与剿匪战的天壤之别，也提醒后来者：战场换了形态，纪律与意志绝不能松。
赵希荣那枚空缺的军衔，再没有人去递补，军史只留下寥寥数语。它像一面镜子，映出建国初期刀光剑影间的第一条戒律——再小的松懈，都可能让鲜红的旗帜被尘土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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