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不团结导致失荆州，刘备该派哪三人去替换关羽、糜芳、潘濬？|关羽|刘备|潘濬|糜芳|荆州|麋芳

建安二十四年冬天，荆州境内已经是阴风凛冽，襄樊一线却还在拼命厮杀。很多年后再翻史书，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就在关羽被吴军、魏军前后夹击时，荆州内部几位关键人物之间早已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各有怨气，各怀心思，表面风平浪静，骨子里已是离心离德。

关羽败亡、荆州失守，从战场上看是兵败如山倒，从权力运作上看，更像是一个“班子没带好”的典型例子。大家都去盯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刘备在更早的时候，觉出荆州内部这股不对劲，干脆换掉关羽、糜芳、潘濬三人，重新组建一个“荆州班子”，历史会不会走出另一条路？

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在《三国志》中没有现成答案，却很适合按照刘备集团当时的真实人事格局，一步一步捋清楚。

一、荆州是个“烫手山芋”，关羽并不轻松

荆州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自刘备在建安十三年前后借居荆州起，这块地方就成了他集团的命根子：联络益州、汉中，扼住江陵、襄樊水陆要冲，又能挡住曹操南下、孙权西进。

问题在于，这块地方太关键，也就格外危险。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坐拥北方，孙权在江东根深蒂固，两边都把荆州当成“必争之地”。刘备拿到荆州，是占了时机与形势，但论实力和基础，都是最薄弱的一家。

在这种环境下，镇守荆州的人选，既要能打，又要能撑得住内部矛盾，还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对曹操强硬，什么时候该对孙权示好。易中天说“只有关羽最合适守荆州”，这话有它的道理，但也有没说透的地方。

关羽镇守荆州，在战场上的表现是亮眼的。建安二十四年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曹魏朝野震动，“威震华夏”的评价并不过分。但是，从最后的结果看，荆州还是丢了，关羽也折在麦城，刘备集团损失的是半壁江山，且再也没有恢复的机会。

试想一下，如果把战绩暂时放在一边，从“守土保基业”这个角度来看关羽，他的短板就显出来了：对孙权的态度强硬得近乎轻慢，对内部同僚的关系处理得极其糟糕，对刘备、成都方面的联络也不够顺畅。荆州这么一块敏感地带，他的性格和用人方式，反而成了隐患。

关羽的问题，不是单纯打仗打得好不好，而是镇守一方时，整体的“班子建设”出了大问题。

二、糜芳、潘濬离心离德，班子从内部开始松动

关羽在荆州，并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他身边有几位关键人物：南郡太守糜芳、驻公安的士仁，以及“典留州事”的治中从事潘濬。名义上，这三人都是关羽系统中的下属，实际上，他们分别握着“钱粮、后方、行政”几根要害。

南郡是前线将士家属和物资集中的地方，糜芳负责南郡，又要负担军需供应，一旦心中不满，粮草迟一迟、兵员补给拖一拖，前线立刻感觉到压力。而潘濬是荆州州牧佐官，相当于除了军事以外的行政一把手，全州文官系统，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

史书里有一句话非常关键：“糜芳为南郡太守，士仁为将军，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潘濬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几个字，已经把整个内部气氛点透了——不是小误会，而是长期不和。

关羽的为人，忠勇是没话说，傲气也有目共睹。对同僚严苛，甚至带着点目中无人，这在军队里，短期看能震住人，长期看却极易激化矛盾。糜芳、潘濬本就不是他的人，而是跟随刘备多年的老臣与地方士人，彼此之间的尊重欠缺一点，积怨就容易越滚越大。

等到关羽北上襄樊，前线节节得手的时候，这些矛盾还能勉强压住。一旦战况逆转，孙权军队突然从背后扑来，荆州各城压力暴增，这种“心不齐”的班子，就会以最快速度崩掉。

糜芳、潘濬在荆州失守时的表现，很有代表性。两人并不是弹尽粮绝之后被迫投降，而是在仍有一定守备能力的情况下，出于对关羽的怨恨和自保心理，选择投靠孙权。士仁哭了一场后开城降吴，至少还有犹豫和愧疚的过程，糜芳则投降后继续替孙权出征，潘濬更是在吴国官运亨通、娶主公为亲家，这种落差很难用“迫不得已”四个字概括。

从结果看，刘备的荆州班子有三个致命缺点：关羽太刚，糜芳、潘濬忠诚度不足，内部矛盾长期不化解。战场上的失败只是导火索，真正让荆州塌掉的，是这种结构性的隐患。

这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刘备在关羽威名大起、却渐成尾大不掉的时候，提前做出调整，把关羽、糜芳、潘濬全部调回成都，换一批人去荆州，会怎么选？

三、诸葛亮、魏延、马超、法正，为什么都不合适？

要替换荆州班子，按理说应该从当时刘备控制的西川、汉中这些地盘里，挑出最合适的一批人。看上去人不少，真正能用的却不多。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诸葛亮。按演义的说法，他是刘备集团的“二把手”，既能内政又能军事，去守荆州当然合适。但翻开正史，情况就没那么简单。

在刘备还活着的时期，诸葛亮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后方政务与后勤供给，真正站在前线指挥战事的，是庞统、法正这些“前线总参谋”。诸葛亮的军事才华，在当时还没有通过大型独立作战完全验证，刘备若要把危机四伏的荆州交给他，风险不小。

更麻烦的是人际关系。诸葛亮是荆州本地士人，又是蔡氏外戚，还和孙权的长史诸葛瑾是亲兄弟。对刘备来说，这种出身有利有弊：利在于熟悉荆州风土人情、人脉广；弊在于牵扯太多，难免被外界误解成“自立一方”或者“左右摇摆”。在那种微妙的政治气氛下，刘备要真把荆州全权交给诸葛亮，未必放心。

魏延的名字也常被提起。此人勇猛，后来镇守汉中确实有战功，自己也擅长防守。但魏延的性格张狂，嘴又直，顶头上司稍稍压他一点，就能当面顶撞。等刘备死后，他和诸葛亮之间的矛盾，更是公开化了——连诸葛亮都要防着他一手，何况在荆州这种敏感地带，给他一个“一方诸侯”似的空间？

更不用说魏延那股“敢死队”劲头——给他三五万兵，恐怕真敢一路向北冲向许都。在汉中，他可以“守中带攻”，在荆州，他要真贸然与曹操硬碰硬，孙权在后头稍一配合，局面就控制不住。

再看马超。马超的名字在关中一战就已经震动天下，连曹操都说“马超不死，吾无葬地”。但马超的身份，是曾经与刘备平起平坐的一方军阀，原本有自己的一块地盘和势力。虽然后来归附刘备，对刘备也算真心，但从政治上看，刘备不会放心让马超在荆州这种关键位置再“当一次诸侯”。

这类人物在前线冲阵时是好手，在镇守要地、平衡各方时，却成了隐忧。

法正看上去倒是很靠谱。此人善谋略，擅长筹划，刘备对他依赖极深，在夺取益州、巩固蜀地时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法正有一个显著特点：性情偏狭，记仇，对人评价极端，刘备以外的人，很难与他长久合作。诸葛亮对他都颇为忌惮，说明其人际关系处理并不圆融。

荆州这种地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压住局面、又能和文官武将打成一片的人，而不是动不动就和人翻脸的“偏锋谋臣”。

这么一路排除下来，会发现一个事实：在刘备集团里，既能打，又讲究义气，能压得住场，同时又尊重文士、顾全大局的人，并不多。再加上还要考虑资历、威望以及对刘备的忠诚度，射程范围其实已经慢慢缩小。

在这种前提下，让谁来取代关羽、糜芳、潘濬，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

四、张飞、赵云、孙乾：更稳当的“荆州三人组”？

说到这里，很多人脑子里都会浮现几个熟脸：张飞、赵云，再加一位资深的文官——孙乾。

这三个人组合在一起，从性格到职能，刚好补上关羽班子的几处短板。

先看张飞。

演义里“醉打督邮”“鞭挞士卒”“喝酒丢徐州”，一大堆故事，把张飞塑造成只会打打杀杀的勇夫。可对照正史，张飞的形象却不一样。《三国志》里记载得很清楚：他“爱敬君子”“好书习文”，对读书人尤其尊重。刘备任命他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时说的一段话，含义不轻：“以君忠毅，侔踪召虎……其诞将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这段评价有两层意思，一是认可张飞的忠勇，二是期望他能“柔服以德”，用德行安定人心，而不是动不动就凭武力压人。换句话说，刘备是把张飞当成可以独当一面的镇守大臣来看待的。

很多人习惯把“丢徐州”的锅扣在张飞头上，说他不听陈登劝、酗酒误事。实际上，徐州之失是曹豹引吕布入城、刘备兵力分散、地方士人心向曹操等多重因素叠加，和“张飞喝了几壶酒”关系有限，更多是刘备集团立足未稳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