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古称武昌，踞长江中游南岸，控扼吴头楚尾之险。两千五百年前，当伍子胥背负父兄血仇奔逃至此，这座江畔小城的山川草木，曾见证过一个复仇者最凛冽的风霜与最炽热的执念。他的足迹虽未载入正史的详页，却在鄂州的江涛、矶石与传说中，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
逃亡路上的“鄂渚惊鸿”
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听信谗言诛杀太子建，株连太傅伍奢及其长子伍尚。次子伍子胥时在宋国，闻讯后星夜奔逃，踏上复仇之路。《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其“乞食于吴市”，却未详述其间途经鄂州的轨迹。然据《武昌县志》引《舆地纪胜》佚文：“伍员（子胥）自郑适吴，道经鄂渚，遇渔父渡之江。”鄂渚即今鄂州西山脚下的樊口，自古为长江渡口。
想象那个暮春时节：伍子胥白衣染尘，鬓发散乱，自郢都一路向东，过昭关时一夜白头，行至鄂渚时已心力交瘁。江风卷着水汽扑面而来，浑浊的江水拍打着矶石，一如他翻涌的仇恨。此刻的他，既要躲避楚军的追捕，又要筹措渡江之资。幸遇渔父驾扁舟而至，歌曰：“日月昭昭乎浸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吴越春秋》）渔父不仅载他渡江，更赠饭食、指迷津，直至伍子胥叮嘱“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方悄然离去——这份江湖侠义，恰与他日后“千金报漂母”的典故遥相呼应。
西山之上，至今留有“退谷”“藏舟浦”等地名，相传为伍子胥避难时所匿。清代诗人王家璧曾登临赋诗：“荒矶俯瞰大江流，伍相当年此系舟。”（《西山怀古》）当年的芦苇荡早已化作良田，唯有江涛依旧，似在低吟那段生死时速的逃亡。
伐楚途中的“鄂城烽火”
十二年卧薪尝胆后，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伐楚，一举攻破郢都。此时的鄂州，作为楚国防御吴国的江防要塞，注定成为战火焦点。《左传·定公四年》载：“吴师败楚师于雍澨，五战及郢。”雍澨即今湖北钟祥一带，吴军南下伐楚必经鄂州。
鄂州城北的“吴王城”遗址（三国孙权所建，但其址原为春秋鄂邑），或为当年吴军屯兵之所。考古发现的夯土城墙残垣中，夹杂着春秋时期的陶片与箭镞，印证着此地曾是兵戈相接的古战场。伍子胥率吴军过境时，或许曾登临西山绝顶，回望郢都方向——那里埋葬着他父兄的骸骨，也燃烧着他积压多年的怒火。
传说伍子胥攻楚时，曾在鄂州“鞭尸三百”，虽为正史所讳（《史记》仅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但鄂州民间至今流传“伍相冢”的遗迹。城南十余里有土墩隆起，人称“子胥墩”，相传为其鞭尸后掩埋尸骨的所在。每逢清明，总有老者携酒祭拜，口中念念有词：“冤魂莫怨伍将军，当年血债总要清。”这份朴素的情感，折射出鄂州百姓对伍子胥复仇的理解——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以暴制暴”或许是弱者唯一的武器。
传说里的“鄂渚遗恨”
伍子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他助吴灭楚，却被伯嚭谗害；他临终前怒斥吴王“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死后化为钱塘江潮的神灵。鄂州的传说中，亦藏着这份悲情。
西山有“灵泉寺”，寺内古井传为伍子胥所凿。相传他伐楚归来，途经鄂州时口渴难耐，以剑掘地得泉，泉水甘冽至今。寺僧在井旁立碑，刻“伍相泉”三字，字迹苍劲如刀劈斧凿。清代文人熊赐履游历时叹曰：“剑痕犹带英雄气，泉水流尽古今愁。”（《游灵泉寺》）
更有“浣纱女投江”的故事：伍子胥逃亡至鄂渚时，曾受村女馈饭，嘱其保密。村女恐泄露行踪，抱石投江而死。伍子胥悲痛之余，解佩剑投江相赠，并立誓“千金报德”。后人为纪念此事，在西山建“贞女祠”，祠前有“千金潭”，潭水清澈如镜，映照着青山白云——这份“舍生取义”的刚烈，恰与伍子胥的“忍辱负重”形成奇妙共鸣。
鄂州的文化记忆：从“复仇者”到“守护神”
伍子胥在鄂州的印记，从未随时间湮灭。唐宋以降，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百余首咏史诗。李白曾登临西山，写下“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虽未直言伍子胥，却暗含对其命运的同情；陆游任鄂州通判时，遍访古迹，在《入蜀记》中记载：“鄂州西山有伍相庙，香火颇盛。”
明清时期，鄂州百姓自发修缮伍子胥遗迹，将其奉为“江神”。每逢汛期，渔民必至“伍相庙”祭祀，祈求平安。这种信仰的背后，是鄂州人对伍子胥“治水安澜”功绩的附会——相传他曾主持疏浚长江航道，平息水患。尽管正史无载，却反映出民众对英雄的朴素崇拜：他们不在乎伍子胥是否真的做过这些事，只记得他曾在这片土地上流过血、拼过命。
站在鄂州西山之巅俯瞰长江，江面上货轮穿梭，两岸高楼林立。两千五百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尽，唯有伍子胥的故事，仍在江风中流传。他是复仇者，也是殉道者；是政治家，也是悲剧英雄。鄂州的山川草木记住了他的白发、他的眼泪、他的誓言，更记住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挣扎。
正如清代鄂州知府罗文俊所言：“鄂渚千年土，犹沾伍相痕。”（《鄂州怀古》）伍子胥与鄂州的故事，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成为中华民族“忠孝节义”精神的缩影——那份对家国的忠诚、对正义的执着、对苦难的不屈，如同长江之水，奔涌不息，滋养着后世子孙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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