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国桥梁专家成瑞珠同志
作者徐厚冰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是古往今来，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也是武汉市重要的历史标志性建筑之一，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家底薄弱、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匮乏、万里长江靠轮渡木划子渡过。建一座长江大桥，何其艰难！一批批20出头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克服如今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年轻的共和国实现了这“天堑变通途”的梦想。
于今，武汉市桥梁博物馆的展厅之中，陈列着一张照片（见下图）。画面里，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正专注地查找资料。
相关史料确凿地显示，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照片的主人公名为成瑞珠。岁月如白驹过隙，七十余载的时光悄然流逝，在这漫长的岁月长河里，照片中的成瑞珠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引人探寻的故事呢？
一、人物简介
成瑞珠（？-2023），女，安徽省广德县誓节渡（今广德市誓节镇）人，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高级工程师。民国著名律师成善吉之女。
195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隧道专业（为该专业首届毕业生）。1964年主编了《铁路结构物设计算例石拱桥》。
先后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黄浦江大桥、黄河大桥（黄河第一桥）等大桥的设计与建设工作，为我国桥梁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崭露头角
1954年1月，武汉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获正式批复。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破土动工。
在大桥正式开工前夕，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派遣队伍开展前期勘测、施工设计等工作。成瑞珠同志作为首批技术员，毅然奔赴施工现场。
根据相关报道所述，身为年轻技术员的她，在开展施工设计工作时，凭借自身专业知识并结合现场论证情况，果敢地提出了相关建议。“大桥工程局女实习技术员成瑞珠，在对长江大桥上层公路托架进行计算时，提出一项极具建设性的修改建议，为国家节约了30吨钢材。”这一事迹充分彰显了成瑞珠身为当时年轻技术人员，在新中国建设进程中“崭露头角”，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三、相关报道
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初到工地》一篇报道。该文以人民日报记者陆灏的视角，讲述了青年技术员成瑞珠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中，实现成长蜕变的故事——
初到工地
人民日报记者：陆灏
因为是初到工地，一切都是新鲜的。
成瑞珠拿了介绍信急急去见段长，可是，段长并没有马上决定她做什么工作，他慢吞吞地看她的介绍信，然后请她坐下，还说了几句类似欢迎她的话。她想：何必来这一套呢，为什么不赶快分配工作？接着，她又被一位工人领到她住的地方去，那是工地上的一间临时宿舍，地上湿得象泼了水一样。她一进去，就看见一个女同志正躺在床上看书，她简直是吃惊地想：在这样轰轰烈烈的工地，怎么还有人在悠闲地看书呢。
她顾不得打开行李就转身要到现场上去。她走过矗立在半空中的高高的扒杆，那扒杆高得好象挨着云彩似的，只见鸟儿在它的腰部飞翔，那比长了几十年的大树还粗的钢筋混凝土管桩，被它轻轻地从岸上吊到河面上去。水上工区的各种各样的吊船伸展着奇怪的胳膊，把汉水挤得只露出一条不宽的航道了。
她到了第三号墩址，打桩机正喷吐着白蒙蒙的水蒸气，汽锤有节奏地击打着桩帽，发出震人心弦的吼声。突然间，有人喊：“出了事故了！”“出了事故了！”
管桩还是好好地笔笔直直插在河心里，据她看来，实在看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她着急地问一位装吊工人：“出了什么事故？”那位工人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不搭理她。她又继续问：“你们这里常常发生事故吗？”工人们正在紧张工作，哪里顾得上搭理她，有人瞪了她一眼，她就不敢再问下去了。
她从三号墩到四号墩，又坐了小划子到了汉阳做木沉井的工地。虽然是初到工地，但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使她对于工地上的一切东西，都想马上知道似的。她回到宿舍，天已经快黑了。
虽然后来她已经知道就在今天晚上的十一点钟，该轮到自己第一次上班，但她仍一直不肯休息。别人告诉她：上夜班的人事先如不好好睡觉，工作的时候会打瞌睡的。这样，她才被迫躺下来休息。
看起来成瑞珠已经躺在床上，实际上她的心哪里能马上平静下来。她想到就在今天晚上，自己就要正式实习了，渴望了多少年的事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多么使人兴奋啊！她想着想着，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弄得一张木头床唧唧格格直响。
和她在一起住的同志们，好象猜透了她的心事似的。有个叫小郭的就对她说：“你好好睡吧，到了时间，我可以叫你。”
她嘴里答应“好吧”，实际上，她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最后干脆就起来了。
小郭看她这种着急的样子，就问她：“是不是忍不住了？”她微微笑着，披着棉袄，跨出了门槛，就走向工地去。
她每次从工地回来，天总是已经大亮了，她还要整理整理材料，记记笔记。别人催她睡觉，她总说：“我再连干一个班都行。”事实上，她只要一放下笔，有时连棉衣也不脱，脸上的泥也顾不得擦，一下子就甜甜地打起鼾来睡着了。
几天以后，成瑞珠就一个人担任打桩的记录工作了。在她独立值班的第一天，长得魁梧的装吊班工长毕云芝知道她是几天以前才到工地的。他不放心地问她：“你就一个人行吗？”
“行。”小成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感到有点不自然。
果然，有一次，像烟囱那样粗的管桩插入河心以后，突然迅速地沉了下去。她赶紧用钢尺很快量了一下，发现管桩沉落已经超过标准了。
此刻，值班工程师没有在现场，整个三号桥墩异常的寂静，只听见汉水的激流发出哗哗的响声。工人们都看着她，好象都在等待她回答。她的心不由地突突的跳着，神经很紧张，实在有点心慌意乱。她尽可能做得象老练的样子说：“不打了，把送桩拔出来。”
“你的意见算数不算数？”毕云芝问她。
这一问，真又把她难住了。她想：自己的决定对不对呢？她怀疑自己刚才的计算是不是正确。她又忙着重复地计算了一遍，结果和刚才仍旧一样。她有了信心，好象有把握地说：“对！应该拔出来。”虽然是这样，可是手里还捏了一把汗。
正在这时候，值班工程师金雄来了。她平常对金雄很平常。可是，今天见了他，却显得特别亲切。
“小成，发生了什么事情？”金雄见工作停止了，他问。
她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了金雄。问：“要不要拔送桩？”
金雄没有立刻回答她。他在计算了以后，告诉她说：“对！应该拔。”
成瑞珠高兴得几乎要唱起歌来。她想：这是一件多么值得纪念的事啊！
下班以后，她碰见了支部书记。支部书记问她：“这几天工作得怎么样？”
“好极了。”她把夜间发生的那件事告诉了支部书记。她得意地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了决定。”
好象是支部书记对她“第一次决定”的反应并不很热烈。“这是对的。”支部书记说：“不但如此，还应该善于和他们商量，做他们的小学生。”
这话对于小成当然并不是新鲜的。一九五三年夏天她在上海同济大学结构系毕业的时候，教师们和同学们都给她们说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话。她到工地上来，也的确并没有忘记。例如她为了想和工人打成一片，从来不忸忸怩怩，总是大大方方地和工人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她宁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帮助工人们写信。有的工人家庭经济上发生了困难，她可以节省下自己的薪金慷慨地帮助别人。有时候，她还带着姑娘们特有的温柔，去帮助工人们拍去身上的尘土。她想到要做的，她都努力地热情地去做；但她自己也总隐隐觉得她还不能完全懂得他们。他们心里想的和她自己想的，有时候，总还不大一样，她和工人之间还总是缺少些什么似的。
有一次，正当她值夜班，管桩的桩帽被打破了。那是三月天气，夜晚在河面上更显得寒冷，人要是站着工作，一会儿腿就冻麻了。因为等木工们修桩帽，装吊工人一时无事可做，他们就拾起一些零碎木头，在汉水岸边烤起火来。成瑞珠马上想到：这正是和工人们联系联系的好机会呢。
她走上前去，工人们让了一个空地方给她烤火，他们依然各说各的，对于她的到来，好象谁也没有关心。她想说些什么，一时又想不起说什么好，本来在学校里并不是不会说话的成瑞珠，这时候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虽然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她，她自己却觉得很难堪。憋了好长时间，她才说了一句：“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这句话，好象谁也没有听见似的。工人们仍旧还是继续在说关于打破桩帽的事。她再想说第二句话，一时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怎么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这时候，装吊班工长毕云芝走了过来，他招呼大家说：“同志们，天快亮了，咱们去帮助别的班工作吧。”大家一听，马上都站起来，跟着他走了。
在木沉井浮运前，它的两面需要捆上排架。工人和她发生了一次争论。
小成从力学的理论上分析，觉得值班工程师说过的意见是对的；而工人们则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他们的做法更为安全。
争论的焦点是：小成认为钢绳捆在排架和木沉井的外边是对的；工人们以为应该捆在它的里层。
虽然是小成费了很大的力量说了许多书本上说过的理由，但结果还是无法充分说服工人们。最后，她让大家停止了工作。她说：“我去问问工程师再说。”
她坐上小划子，顺着汉水到了第五号桥墩的指挥所。
值班工程师邹义章听取了小成的报告。他说：“从理论上讲，捆在外面比较安全；但捆在外面很容易脱出，这样安全就等于零。所以工人们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按照工人们的意见进行。”
小成一听，她想：刚才我是执行你的决定，现在你又改变了意见，可是我回去怎么说呢？
她从第五号桥墩的指挥所走出来，心里就开始盘算怎么回去交代。是说工程师原先说错了，难道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了吗？说自己有缺点，工人们能原谅自己吗？
她快走近木沉井的工地，工人老远都在望着她，她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她虽然竭力地压抑着自己，但她的脸上不由得淡淡地浮上了一层红晕。等到快走近大家跟前的时候，她就边笑边说：“你们对了，我错了。”
工人们哪里就能罢休。他们说：
“是你让我们停了半小时，要你赔偿。”
“你光相信你自己，一点也不相信我们。”
“你不相信我们，以后我们也不相信你了。”
还是工长毕云芝帮她解了围。他笑着说：“算了吧，她刚从学校里出来，原谅她吧。”
一直到下班，在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是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停。这一件事情，好象把工人们激怒了。
从木沉井工地回到宿舍去，要乘小船渡过汉水。这时正是枯水季节，从河岸到船上，要走一段又陡又软的跳板。那个刚才批评得她很厉害的工人，这时赶快把手伸给她，说：“小心点，我来扶着你走，可别摔跤。”他拉着她的手，象走独木的浮桥似的，帮助她走到了船上。
木沉井的浮运工作要开始了。为了试探河道位置的深浅，工人们做了一个角铁的架子，要在今天晚上放入河底去。
这一夜，天墨黑，下着大雨。雨象滚滚的汉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流过一样。她看见有一个工人没有穿雨衣，她马上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给他，他不要，她固执地一定要给他披在身上。在这寒冷的冬末，一会儿，她的身上就一点点干的地方也没有了。
看到工人们已经把角铁的架子快弄好，她马上记起工程师嘱咐过她：要在角铁架上涂些红漆的记号，以便了解河底的深浅。要是在过去，她一定又要叫起来，让他们知道角铁要涂红漆，马上停止手里的工作。这一次，她想：我去把红漆拿来，自己把它涂上就解决问题了。
她乘上了一只小划子，要到河那边去，她刚一登上船，就有人喊：“小成，小成，你没有穿雨衣。”马上拖轮上就有人把雨衣给她递过来。
她拿了漆筒回来。说是走回来的，还不如说是爬着回来的。路上的烂泥陷得有膝盖那样深，她的长筒胶鞋里灌满了泥浆，这只脚还没有拔出来，那只脚又陷进去了。有时要加上手的力量才能使自己向前移动。下坡的时候，地上滑得象抹了油一样。头发一直淌水，好象是被水龙头在冲洗着。
她提了漆筒回到了木沉井工地，工们们已经把十八公尺高的角铁架子下入汉水了。她着急，就喊装吊班长：“老毕，老毕，有问题。”
老毕听完了她说的划线的事儿。他说：“你早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停下来。”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老毕看了看铁架。他说：“事情当然还是有办法的。”他指着铁架继续说：“那铁架上的洞，距离相等。知道有多少洞吃了多少水，水位的深浅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成瑞珠这才如释重负。她想：怎么我又忘记和你们商量商量呢。
下班以后，老毕送小成到宿舍门口。这位平常看来性格暴躁，今年已经四十七岁的老装吊工看到小成全身湿得象河里捞出来的一样，他疼爱地说：“小成，你等一会把湿棉衣给我，我们宿舍有炭火，我回去帮你烤一烤。”
小成答应着，一股温暖的感情钻进她的心头，她走进房间去，同宿舍的人都已经起床了。她们看见小成被雨水淋得这种样子，有的就拿干衣服给她换，有的就关心地问她：“小成，昨天晚上够呛吧。”
她什么时候也是这样充满着战斗的热情，什么时候也是这样胸怀开朗，对于面前的困难一无所惧，她一面用手比划着，一面说：“可有意思呢。雨鞋里装满了水，一踩吱吱地响，人象浸在河里一样，身上的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老毕却在门口等急了。他大声喊道：“小成，小成，你的湿棉衣不想烤干它了吗？”
【编后语】
自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后，成瑞珠同志又陆续投身于南京长江大桥、黄河大桥等多座重要桥梁的设计与建设工作。
在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作为我国桥梁事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始终坚守岗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逐功名利禄，一心扑在祖国的桥梁事业上，默默耕耘，宛如桥梁的基石，稳固而坚定，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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