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北方的风裹着碎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似的疼。我攥着那封从广州寄来的信,指节捏得发白,信纸边缘被冻得发脆,轻轻一折就出了道清晰的折痕。信是林晓燕寄来的,字迹还是我熟悉的娟秀模样,可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冰锥似的扎进我心里。

“阿伟,我们分手吧。广州这边很好,我找到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也遇到了更合适的人。你别再来找我,好好在老家过日子,找个踏实的姑娘成家。勿念,晓燕。”

我叫李伟,家在河北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晓燕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处了三年的对象。去年秋天,她跟着同村的表姐去广州打工,临走前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她攥着我的手哭了半天,说等她挣了钱,就回来跟我盖房结婚。我送了她一个红绳系着的平安扣,是我攒了两个月工资买的,我说:“燕儿,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回来。”

这一年里,我们书信不断。她在信里跟我说广州的高楼大厦,说工厂里的流水线,说南方的米饭没有北方的馒头香。我在信里跟她讲家里的收成,讲邻居家的趣事,讲我攒了多少彩礼钱。每次收到她的信,我都像得了宝贝似的,翻来覆去地看,连信纸边缘的褶皱都要小心翼翼地抚平。可现在,这封短短百字的分手信,把我们过去三年的情意,把我这一年的期盼,全都碾碎了。

我把信塞进贴身的衣兜,胸口的温度让信纸慢慢变软,可我心里的寒意却越来越重。我漫无目的地走在村里的土路上,脚下的冻土被踩得“咯吱”响。路过村头的小卖部时,王大爷探出头喊我:“阿伟,咋魂不守舍的?要不要来碗热汤面?”

我摇了摇头,没说话。王大爷是看着我长大的,知道我和晓燕的事,他叹了口气,说:“晓燕那姑娘是个好孩子,说不定在外面有啥难处呢?别太钻牛角尖。”

我知道王大爷是好心,可我心里堵得慌,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晓燕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们高中时,她为了帮我凑学费,省吃俭用了好几个月,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我;我生病住院时,她守在病床前,三天三夜没合眼。这样的姑娘,怎么会说变就变?

可信就摆在那里,字迹确凿,是她亲手写的。我又想起她最后一封信里的内容,她说广州的冬天很暖和,说她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说等过年的时候,要穿给我看。才过了一个月,怎么就变成了“遇到了更合适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丢了魂似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白天跟着我爹去地里干活,锄头挥得有气无力;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晓燕的影子,全是她信里的话。我娘看我这样,心疼得直掉眼泪,劝我说:“儿啊,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她不想跟你了,咱就放下吧。”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始终憋着一股劲。我想不通,我一定要问清楚。

腊月十八,是镇上的大集。按照老家的习俗,过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家家户户都要去赶集办年货。我娘让我去买些春联、福字,再买几斤猪肉回来包饺子。我揣着钱,慢吞吞地往镇上走。

镇上的集市格外热闹,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路边的摊位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年货,红彤彤的春联、金灿灿的福字、肥硕的鸡鸭鱼肉,还有冒着热气的糖炒栗子、烤红薯。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氛围,可我却觉得格格不入。

我漫无目的地逛着,走到一个卖春联的摊位前,正准备挑选,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喊我:“阿伟?”

我回过头,愣住了。站在我身后的,是晓燕的哥哥,林建国。

建国比晓燕大五岁,之前在村里的砖窑厂干活,后来也去了广州打工,听说在那边的一个建筑工地做木工。我上次见他,还是去年晓燕走的时候。

“建国哥,你咋回来了?”我惊讶地问。

林建国脸上带着一丝疲惫,眼神有些闪躲,他搓了搓手,说:“回来办点事,顺便办点年货。你也来赶集?”

我点了点头,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晓燕在信里说她在广州过得很好,可林建国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过得好的样子。我忍不住问:“建国哥,你在广州,见过晓燕吗?”

提到晓燕,林建国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神更加躲闪,他低下头,含糊地说:“见过,见过几次,她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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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应让我更加确定,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上前一步,抓住他的胳膊,急切地问:“建国哥,你别骗我了。晓燕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她给我寄了分手信,说她在广州遇到了更合适的人,可我不信,她不是那样的人!”

林建国被我抓得胳膊发疼,他挣扎了一下,没挣开。周围的人都好奇地看了过来,他脸上有些挂不住,拉着我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

“阿伟,你先松手,”林建国叹了口气,眼眶有些发红,“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晓燕不让说,她怕你担心。”

“到底怎么回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声音都有些发颤。

林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猛吸了一口,缓缓地说:“晓燕她……生病了,很严重的病。”

“什么病?”我追问。

“急性白血病。”林建国的声音很低,像蚊子哼似的,可我却听得清清楚楚。

“白血病?”我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了一下,瞬间一片空白。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确认:“建国哥,你说啥?你别吓唬我,晓燕她那么健康,怎么会得白血病?”

“是真的,”林建国的眼泪掉了下来,“上个月查出来的。她一开始只是觉得浑身无力,脸色发白,以为是累着了,没当回事。后来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就查出了这个病。医生说,需要尽快化疗,还要找合适的骨髓配型,不然……不然就危险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急性白血病,这个只在电视上听过的病,竟然落在了晓燕身上。我想起她最后一封信里说的,她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说广州的冬天很暖和。原来,那些都是假的,都是她骗我的。

“那她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我声音沙哑地问。

“她是不想拖累你啊!”林建国激动地说,“晓燕查出病以后,天天哭,她说她对不起你,不能跟你结婚了。她说你还年轻,应该找个健康的姑娘过日子,不能因为她,耽误了你的一辈子。她不让我告诉你,也不让我告诉家里人,怕你们担心。要不是我实在放心不下,回来跟家里商量凑钱的事,我也不会在这里遇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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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钱?”我猛地回过神,“治疗需要多少钱?”

“医生说,前期化疗就要好几万,后续还有骨髓移植,那更是个天文数字。”林建国叹了口气,“我们家条件你也知道,我和我爹挣的钱,根本不够。晓燕怕拖累我们,甚至想放弃治疗。”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疼得我清醒了过来。我不能让晓燕放弃治疗,我一定要救她。

“建国哥,你告诉我,晓燕在广州哪个医院?”我急切地问。

“她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林建国说,“阿伟,我知道你对晓燕好,可这个病……你还是别去了,太拖累你了。”

“拖累?”我苦笑了一声,“建国哥,我和晓燕处了三年,她在我心里,早就不是外人了。她生病了,我怎么能不管?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救她。你别劝我了,我现在就去广州。”

我转身就往镇口的汽车站跑,林建国在后面喊我:“阿伟,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我停下脚步,等林建国追上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这是医院的地址和病房号,还有我的联系方式。你先去,我回家跟我爹娘说一声,凑点钱,随后就到。”

我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衣兜,跟他说了声“谢谢”,就急匆匆地往汽车站赶。

到了汽车站,我才发现,我身上只带了买年货的两百多块钱。去广州的火车票,最便宜的硬座也要一百八十多块,剩下的钱,根本不够路上的开销,更别说给晓燕治病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汽车站门口转来转去。忽然,我想起了我娘给我存的彩礼钱。那是我这几年打工攒的,加上我爹娘的积蓄,一共一万块,都存在镇上的信用社里,准备等晓燕回来就用来盖房、结婚。

我二话不说,转身就往信用社跑。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是张阿姨,跟我家是邻居。她见我急急忙忙地跑进来,问:“阿伟,咋了?这么着急?”

“张阿姨,我要取钱,把我存在这里的一万块钱都取出来。”我说。

张阿姨愣住了:“取钱?阿伟,那不是你给晓燕的彩礼钱吗?马上就要过年了,你取出来干啥?”

“晓燕生病了,很严重的病,我要带钱去广州给她治病。”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张阿姨一听,也急了:“晓燕咋了?严重不严重?”

“急性白血病,要好多钱治疗。”我说。

张阿姨叹了口气,没再多问,赶紧帮我办理了取款手续。她把一沓厚厚的钱递给我,说:“阿伟,你是个好孩子。钱你拿着,赶紧去广州。要是不够,跟阿姨说,阿姨帮你想想办法。”

“谢谢张阿姨。”我接过钱,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就往汽车站跑。

买好去广州的火车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火车是下午三点半的,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开了。我找了个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我娘接的,她听到我的声音,问:“阿伟,年货买好了吗?啥时候回来?”

“娘,我不买年货了,我要去广州。”我说。

“去广州?干啥去?”我娘惊讶地问。

“晓燕生病了,很严重的病,我要去照顾她,给她治病。”我把事情的原委跟我娘说了一遍。

我娘沉默了半天,说:“儿啊,既然晓燕生病了,你是该去。钱够不够?家里还有点积蓄,我让你爹给你送过去。”

“娘,不用了,我已经把彩礼钱取出来了。你们在家照顾好自己,别担心我。等晓燕的病好了,我带她回来给你们拜年。”我说。

“好,好,你照顾好自己和晓燕。要是钱不够,一定给家里打电话。”我娘的声音带着哭腔。

挂了电话,我心里暖暖的。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决定,爹娘都会支持我。

三点半,火车准时开动。我坐在硬座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期盼。我盼着火车能开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我能早点见到晓燕。我又担心晓燕的病情,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按时吃药。

火车上的人很多,大多是回家过年的打工者。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脸上洋溢着回家的喜悦。我旁边坐着一个大叔,也是从广州回来的,他跟我聊起了广州的情况,说广州的冬天很暖和,说广州的医院很先进。我认真地听着,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晓燕能吉人天相。

路上的时间过得很慢,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只能靠在椅背上,一遍遍地看着林建国给我的纸条,生怕把地址和病房号记错了。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火车终于在第二天晚上七点多到达了广州站。

走出火车站,一股暖流扑面而来。广州的冬天果然很暖和,不像北方那样寒风刺骨。街道两旁的路灯亮着,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闪烁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比我们镇上热闹多了。可我却没有心思欣赏这些,我只想快点赶到医院,见到晓燕。

我按照林建国给的地址,打了个出租车,直奔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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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医院,我付了车费,急匆匆地往住院部跑。住院部的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的灯光亮着。我按照纸条上的病房号,找到了三楼的302病房。

病房的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病房里有两张病床,靠窗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她瘦了很多,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头发也掉了不少,露出了光洁的额头。她闭着眼睛,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忍受着痛苦。

是晓燕。

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眼泪瞬间涌了上来。我轻轻走到病床前,看着她憔悴的模样,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晓燕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我的时候,愣住了,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难以置信。

“阿伟?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很轻,很虚弱。

“燕儿,我来看你。”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我都知道了,建国哥都告诉我了。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晓燕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抽噎着说:“阿伟,你不该来的。我生病了,治不好了,我不想拖累你。你回去吧,找个健康的姑娘过日子。”

“胡说!”我打断她,“医生说可以治,只要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就可以治好。燕儿,你别放弃,我不会离开你的。我已经把彩礼钱取出来了,不够的话,我再去借,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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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伟,你不值得为我这样做。”晓燕哭着说,“这个病要花很多钱,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复发。你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因为我,毁了你的一辈子。”

“值不值得,我说了算。”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说,“燕儿,我们说好的,等你回来,我们就盖房结婚。你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已经跟我爹娘说了,他们也支持我。你放心,有我在,我们一定会挺过去的。”

晓燕看着我,眼泪越掉越凶。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哭了很久很久。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安慰她:“别哭了,燕儿。有我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从那天起,我就留在了医院,照顾晓燕的起居。每天早上,我早早地起床,去医院的食堂买早餐,然后回来喂晓燕吃。她化疗反应很大,吃什么吐什么,我就耐心地陪着她,等她不吐了,再一点点地喂。中午和晚上也是一样。

除了照顾晓燕的饮食,我还要帮她擦身、洗脸、洗衣服。有时候,她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我就坐在病床前,给她讲故事,讲我们高中时的趣事,讲我小时候的糗事,直到她慢慢睡着。

晓燕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她精神好一点,就会跟我聊聊天,说她想回家,想看看村里的老槐树,想尝尝我娘做的饺子。我就安慰她:“等你病好了,我就带你回家,天天让我娘给你做饺子吃。”

为了给晓燕治病,我带来的一万块钱很快就花光了。我开始四处借钱,给以前一起打工的工友打电话,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大家听说了我的情况,都很同情我,纷纷伸出援手。有的借我五百,有的借我一千,虽然不多,但积少成多,也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林建国也带着家里凑的五千块钱赶来了。他看到我在医院里无微不至地照顾晓燕,很感动,说:“阿伟,谢谢你。有你在,晓燕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摇了摇头,说:“建国哥,不用谢。照顾晓燕,是我应该做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过年。医院里的病人大多都回家过年了,病房里显得格外冷清。我给晓燕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就是她在信里说的那种款式。我帮她穿上,说:“燕儿,过年了,穿件红衣服,喜庆。”

晓燕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说:“真好看。阿伟,对不起,让你在医院里陪我过年。”

“傻丫头,只要能陪着你,在哪里过年都一样。”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红包,递给她,“这是给你的压岁钱,祝你早日康复。”

晓燕接过红包,紧紧攥在手里,眼泪又掉了下来。

过年那天,我和林建国在医院的食堂里简单地做了几个菜,端回病房,和晓燕一起吃年夜饭。我们没有酒,就用矿泉水代替。我举起矿泉水瓶,说:“来,燕儿,建国哥,我们干杯。祝燕儿早日康复,祝我们新年快乐。”

“干杯!”

三个人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希望。

过完年,医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找到了合适的骨髓配型。听到这个消息,我和林建国都激动得跳了起来,晓燕也哭了,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骨髓移植手术定在正月十五那天。手术前,我握着晓燕的手,说:“燕儿,别害怕,我就在外面等你。你一定要坚强,我们还要一起回家盖房结婚呢。”

晓燕点了点头,说:“阿伟,我不怕。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手术进行了整整八个小时。这八个小时,对我来说,就像八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来回踱步,心里默默祈祷,祈祷手术能够成功。林建国也陪在我身边,不停地安慰我:“阿伟,别担心,一定会成功的。”

下午六点多,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对我们说:“手术很成功,病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接下来就要看术后恢复情况了。”

“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医生的手。

晓燕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接下来的几天,我和林建国轮流在重症监护室外守着,不敢离开一步。直到三天后,晓燕被转出了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

晓燕醒来后,看到我,虚弱地笑了笑:“阿伟,我没事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握住她的手,眼泪掉了下来,“燕儿,你真棒。”

术后恢复的过程很漫长,也很辛苦。晓燕需要每天打针、吃药,还要进行各种检查。但她很坚强,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疼,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放弃的话。我每天都陪着她,给她鼓励,给她信心。

为了支付高昂的手术费和后续的治疗费用,我又开始四处奔波借钱。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说尽好话。但我不觉得累,只要能让晓燕好起来,再苦再累我都愿意。

村里的乡亲们听说了我的情况,也纷纷伸出援手。他们自发地为晓燕捐款,有的捐几十块,有的捐几百块。王大爷还组织村里的人,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到了广州的报社。报社的记者听说了我们的故事,还专门来医院采访了我们,把我们的故事刊登在了报纸上。

很多好心人看到报纸后,都纷纷给我们捐款、寄慰问品。有一个匿名的好心人,一次性给我们捐了五万块钱,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和晓燕都很感动,我们不知道这位好心人是谁,但我们在心里默默记住了他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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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帮助下,晓燕的病情恢复得很快。三个月后,医生告诉我们,晓燕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可以出院了,但还需要定期回来复查。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我帮晓燕收拾好东西,林建国提着行李,我们三个人走出了医院。晓燕看着外面的阳光,深吸了一口气,说:“阿伟,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是啊,我们回家了。”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我们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村里的乡亲们都来村口接我们,给我们送来了鸡蛋、红糖、小米等慰问品。王大爷拉着我的手,说:“阿伟,你和晓燕都是好孩子,好人有好报啊。”

我和晓燕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大家的恩情。”

回到家,我娘早就做好了晓燕最爱吃的饺子。晓燕吃着饺子,眼泪掉了下来,说:“阿姨,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

“傻孩子,以后想吃,阿姨天天给你做。”我娘笑着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陪着晓燕在家休养。我按照医生的嘱咐,给她做营养餐,陪她散步、晒太阳。晓燕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脸色也变得红润了。

第二年春天,我和晓燕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但很热闹。村里的乡亲们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为我们祝福。我穿着崭新的西装,晓燕穿着洁白的婚纱,我们并肩站在红毯上,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婚礼上,我握着晓燕的手,说:“燕儿,谢谢你坚强地活了下来。以后的日子,我会永远陪着你,照顾你,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晓燕哭着点了点头,说:“阿伟,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走。”

婚后的日子很幸福。我在镇上找了一份装修的工作,晓燕在家养身体,顺便帮我娘做点家务。我们偶尔会想起在广州的那段艰难岁月,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

后来,晓燕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我们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出生那天,我抱着女儿,看着晓燕幸福的笑容,心里感慨万千。如果当初,我相信了那封分手信,没有去找她,也许我们就错过了一辈子。

1996年的那封分手信,曾经让我心碎绝望。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却很庆幸,庆幸我没有放弃,庆幸我找到了真相,庆幸我挽回了我的爱情。那封冰冷的信,最终变成了我们爱情里最珍贵的记忆,提醒着我们,要珍惜眼前人,要永远相信爱情。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了,我们也老了。但每当想起1996年的那个冬天,想起赶集时遇到林建国的那一刻,想起在广州医院里日夜守护的日子,我的心里依然会充满温暖。因为我知道,真正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的甜蜜,而是在困难面前,彼此不放弃,携手并肩,一起走过风雨,迎来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