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的认知中，历史评价应当是一种相对理性的综合判断，通过对一生功过的权衡得出结论。但在真实的历史叙事中，评价更像是一种结算机制，而非价值平均。谁需要为失败负责，谁就会被重新定义。
唐玄宗李隆基的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开元年间，他展现出极高的统治能力。吏治整顿、财政恢复、边防稳定、文化繁荣，使唐朝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处于领先位置。如果评价止步于这一阶段，他在帝王序列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争议。
但进入天宝后期，权力结构逐渐个人化，制度约束被削弱，对亲信的依赖不断增强。地方军事力量失衡的问题长期被忽视，最终在安史之乱中集中爆发。当国家陷入全面危机时，历史评价的重心自然转向“谁在位”“谁失控”“谁必须承担最终责任”。李隆基因为仍然在场，无法回避这一结算。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近代人物。
林则徐在现代叙事中的高度正面评价，与其去世时间密切相关。他未能完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从而避免被纳入“对内镇压”的责任体系。这使他的形象得以稳定地停留在“对外抗争”的历史节点。
鲁迅则提供了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文化案例。长期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与日本学界和出版界保持密切联系，也留下了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复杂评价。他明确区分日本军国主义与普通民众，这种表达在当时并不罕见，但在后来的民族叙事中，具有被重新解释的潜在风险。
此外，在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前后，鲁迅并未转向以民族动员为核心的写作方式，而是继续聚焦社会结构、精神状态和权力关系的批判。这种选择在后来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中，几乎必然会被要求补充立场说明。
鲁迅去世于1936年，恰好在全面抗战和系统性政治清算之前。这使他的思想得以以相对完整的形态被继承，而不必为后续时代的政治责任承担解释义务。死亡，在这里成为一种客观上的“时间封存”。
相反，那些跨越关键历史断裂点的人，往往难以避免被整体重估。汪精卫的早期革命贡献，无法抵消其后期选择带来的定性后果；曾国藩的治理才能，也无法使其在革命叙事中脱离镇压者角色。这些并非单纯的道德判断，而是叙事结构在不同时代的必然取舍。
由此可以看出，历史评价并非静态裁决，而是随时代重心移动的动态过程。当旧秩序崩解、新规则确立时，仍然处于权力或话语中心的人，往往要为整个时代的失败承担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人物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不是一时决策失误，而是活到所有问题必须被结算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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