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极简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38篇，感兴趣的可以浏览前面章节。
前文讲到，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正式向法宣战。中法之战进入到了战事的第三阶段。
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纯陆战；第二阶段的纯海战；第三阶段双方是海上陆地同时来，打得不可开交。
在第二阶段战争里，法军先是进攻基隆，被刘铭传击退。秉持着柿子要捡软的捏的理念，转头攻击马尾，马尾海战，法军大获全胜，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马尾一战给了法军一种错觉，大概觉得自己又可以了。于是，1884年9月底，法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兵舰再次进犯台湾，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基隆，一路进攻淡水港。
这一次，结果依然毫无悬念，刘铭传在淡水港集中优势兵力，打了孤拔一个措手不及。击毙法军“拉加利桑尼亚”号战舰陆战队司令方丹，以及“雷诺”号的见习军官罗兰和狄阿克。
据清军战报，法军共被击毙300余人，溺死七八十人，受伤百余人；清军伤亡200余人。据法军统计，法军死17人，伤49人。据海关统计，清军死80人，伤200人。
统计的真真假假并不重要。对清军来说，在武器装备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能阻止法军登陆，并且打出差不多的战损比，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胜利了。
不过这还没完，不死心的孤拔又率舰艇攻打镇海海口，浙江巡抚刘秉璋、提督欧阳见利、宁绍台道薛福成等官员已经做了妥善的防守，双方发生了激烈的炮战，从3月1日一直打到20日，最终，孤拔本人中弹受伤，法舰队不得不慌忙撤走，镇海之战再次以法军失败而结束。3月30日，法舰队占领澎湖列岛，以为基地，但孤拔终于在6月11日死于澎湖岛上。
大快人心！
事实再一次证明，只要有优秀的将领，再加上三军气势可用，并非没有同列强的一战之力。不过可惜的是，刘铭传和刘秉璋这样的将才，太少了，更多的是广西巡抚潘鼎新这样的庸才。
在海战吃瘪的同时，法军在陆地战场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要“归功于”潘鼎新。
1884年9月中旬，东线桂军8000人兵分两路向北圻进军，进抵船头（今陆岸）、郎甲；广西巡抚潘鼎新率部驻扎谅山，策应两路。
郎甲之战和桥头之战几乎同时爆发，不得不说，双方火炮的差距极为悬殊，但是桂军也确实不愧是战斗力极其强悍的部队，打出了清军的气势。
1884年10月8日，清军与法军发生“郎甲之战”，清军将领王绍斌、黄立均、胡延庆等阵亡，提督方友升右手腕被击穿，清军士兵死亡600余人；法军阵亡21人，伤58人。
10月6日爆发的船头之战，法军仅700人，清军则是苏元春部5000人。战况极其惨烈，如哨长邵士友与李明德被炮穿胸阵亡，将领邱福光与哨长蒋全昌冲锋陷阵，被炸掉头颅，将领吴廷汉、李纯五、苏玉标等，也是被炸伤左膀、右腿等处。激战4天之后，船头法军仅付出阵亡21人、伤92人的代价，不但守住了阵地，还等来了在“郎甲之战”中获胜的法军的支援。此役最终以清军撤退告终。
那么清军的伤亡是多少呢？时人称：兵勇死者千计！
打不过，是真的打不过！但是装备的差距并不是战争失败的全部理由，船头的失守，跟潘鼎新没有及时支援有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西线的滇军和黑旗军进围宣光城，潘鼎新依然拒绝派兵策应，而是株守谅山，丧失了大好战机。
当然，站在潘巡抚的角度看，这样是最正确的选择，毕竟，部队只有跟在自己身边保护才是最稳妥的，至于支援友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是晚清战场上绝大多数将领严守的第一准则。
潘鼎新做的恶还远不止这些，1885年2月4日，法军司令尼格里率法军主力7000余人，集中优势火力进攻谅山，潘巡抚战胜不追，一败就退。短短十天时间，战略要地谅山就失守。23日，法军更是攻克了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形势一塌糊涂。
不过大清也总算是要否极泰来了，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启用了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潘巡抚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上奏朝廷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冯子材支援太晚，还好被张之洞极力申辩并力保下了冯子材，并授予了其镇南关前线的指挥权。
放开了手脚的冯子材率军移至关内8里处关前隘，并在关前隘两旁的山岭上赶修炮台，筑起了一道三里多横跨东西高岭的长墙，同时他还广泛打动了周边各族群众，让法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3月24日，法军三路来犯，冯子材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清军夹击反攻，三面合围法军，当地各族民众，纷纷前来助战。激战至傍晚，法军全线崩溃。清军乘胜反攻，27日攻克文渊，29日收复谅山。
此役据清方统计，共歼灭法军2000余人，当然这个不可信，因为法军在镇南关和谅山的部队总共也就两三千人。而法方统计为两场战役共死亡77人，伤250人。
与此同时，在镇南关激战的同一天，西线的黑旗军和滇军也在越南义军的配合下，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广威府等十几个州县。
镇南关--谅山大捷，可以称得上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抗击列强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战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和士气，法国的茹费理内阁都因此而被迫下台。
然而就在三军听令，万众一心之际。传来了一个消息，朝廷颁布了停战诏书。
据说上谕传至前线后，将士们拔剑砍地，扼腕愤痛，不愿退兵。
那么此次退兵的决定是不是再一次的表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呢？其实这个多少还是有点冤枉清廷的。镇南关大捷是可以被写入百年后我们历史课本的大事，但胜利的背后掩盖了很多的东西。
首先我们的兵力十倍于法军，其次，驻扎镇南关的法军仅有10尊大炮，自然也就很难发挥火力上的优势。而且，我们的运气也非常好，在谅山之战中，法军旅长尼格里被流弹击中胸部重伤，法军指挥系统瘫痪，这才让我们几乎没遭遇抵抗，兵不血刃的收复了谅山。
法军失败后，法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计划向越南增兵5万，增加军费2亿法郎。算上之前的部队。法军将会在越南战场集结近8万人，这是一支极其恐怖的力量，在炮火充足的情况下，就算清军举全国之力，都难以战胜。
其次，海战方面，虽然清军保住了台湾，可是法军攻占了澎湖列岛。而澎湖的失守，意味着法军有了一个永久军事基地，并且阻隔了大陆向台湾运送补给的可能，台湾的失守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与其将来战场局势劣势不利之时被迫签订条件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还不如趁此时争取一个好的合约。
这其实是一种很理性的判断，但是这个判断基于对全面战场情况的深度了解和对中法工业实力差距的清醒认知，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的。
所以自然也就有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说法出炉。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且站不住脚。中法之战，中国在整体上其实已经败了，海军方面，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仅靠刘铭传的个人能力守住了台湾；陆军方面，清军落后的枪炮在法国人面前不堪一击，镇南关大捷是多种因素叠加，很难再复刻如此胜利。
法国方面，经过镇南关一役也意识到，清朝搞了几十年洋务，虽然没啥明显起色，但是想像几十年前那样，几千军队就能打到北京也是不可能了。战争一直拖下去，对自己也没什么太大好处，所以也同意进行和谈。
既然双方都有和谈的意愿，自然一拍即合。很快，1885年6月9日，双方就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中，清廷承认了法国同越南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在中越边境指定了两处通商口岸，并允许法国人居住；同时法军也撤出了基隆和澎湖。
看起来《中法新约》中没有割地赔款等项，似乎是一个平等条约，但其实清朝失去了越南这个藩属国，已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不过这却并非中法之战带给中国最大的问题，中法之战对国家的影响，远比失去一个越南要深远严重的多。
中法之战看似的平局，掩盖了背后的诸多问题。战争表明，洋务运动的方向是错的，只一味学习西方的科技，而忽略了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遗其体而取其用，是舍本而逐末。
战场上的失败败在高层决策摇摆且混乱，选人用人低效且随意。专制制度的缺陷体现得淋漓尽致。并非没有明白人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1884年11月，顶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张树声临终前，就向朝廷上了一份遗折，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只可惜，这份极有见识的遗折并未掀起丝毫波澜，中法之战的“胜利”让慈禧的地位更加稳固，忽略了潜在的风险，开始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改革再也不是朝廷的头等大事，享受才是。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她开启三海重修工程，至完工时共耗银约670万两；1887年，她开启颐和园修建工程，光建筑一项耗银500万—600万两；1889年为光绪举办大婚，总计耗银不低于550万两；1894年，慈禧举行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耗银至少在千万两以上。
大清悄然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另外由中法之战带来的甲申易枢，也让朝廷中的清流党都被逐出了中枢，一帮要么能力有问题，要么人品有问题的人进入了最高决策层，后果就是朝政日益腐败。
张謇就把这视为晚清朝政日益走向腐败衰落的关节点：“自恭王去，醇王执政，孙毓汶擅权，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闻，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变，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变，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变，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变。因果相乘，昭然明白。”
张謇的见识不可谓不高明，正是这种风气的全面腐化导致了甲午的惨败；从而引发了戊戌变法；变法激化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从而导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最终耗尽大清最后的一丝元气，辛亥革命悄然而至。
一切因果，皆由中法战争和甲申易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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