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州水南有位进士洪廷魁,他曾参与纂修光绪年间的《道州志》,留下当地龙船习俗、人物掌故等重要记录。在清代,考中进士的难度远超常人想象,单是报名环节就有一道隐形门槛——三代以内无功名的“冷籍”子弟需找廪生担保,而廪生数量极少,中等县不过10人,一等大县也才20人,很多家庭得跨县认亲花钱才能拿到考籍。清末状元张謇就因冷籍被告发,散尽家财才摆平官司,普通人家根本承受不起。

清代科举的录取率更是低得惊人。童试考秀才,报考人数常超千人,江南大县甚至达三千人,录取率不到1%,比现在985高校1.7%的录取率还低;乡试考举人,全国平均录取率1.5%;会试考贡士,平均3%;殿试考进士,每三年才选300人,每年仅100多人。算下来,一次就中进士的概率只有0.000045%,差不多220万人才出一个,难度堪比成为长江学者——长江学者截至2024年共约3492人,每年也有150到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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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也是科举路上的大山。古代农民大多挣扎在温饱线,供养一个脱离生产的读书人,机会成本极高。进京赶考的差旅费更吓人,寒门举子最少要25两银子,相当于长工10年的收入。咸丰年间朝廷取消公车补贴,当年会试人数立马减少三分之一,边远省份跌幅最惨:贵州从123名降至41名,云南从97名降至28名,广西从89名降至19名,很多举人根本凑不出路费。

清代进士的地位也远非现代学历可比。进士保底是县处级的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状元直接是厅局级,相当于司长。像洪廷魁这样的进士,混得差也能当五品知府,努力点能到二品三品,甚至进翰林院。对比现在,清华北大每年录取7到8000人,而清代进士每年才100多人,其稀缺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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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廷魁纂修的《道州志》里,还详细记录了道州龙船的习俗。光绪三年《道州志》说,五月端午龙舟竞渡于东西洲,鼓声喧震,观者如堵。道州龙船除了纪念屈原,还纪念生于当地的理学鼻祖周敦颐——他出生在农历五月初五午时。志书里还提到,明朝万历年间州官曾革除40艘龙船改浮桥,百姓只好把龙船头改成虎头、凤头,才保住了划龙船的习俗,这些细节都被洪廷魁写进了志书里。

清代还有位通政使黄敬,从20岁考到54岁,用了34年才中举人,可见科举之路有多漫长。洪廷魁能考中进士,在当时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也难怪当地人会说“洪家发财”——在那个年代,进士就是家族的荣耀,更是改变命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