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西侧。
一位头发花白的妇人站在人群里，右手紧紧攥着一只褪色的布包。秋风吹动她的衣角，她却站得像一尊雕像。
布包里有什么？除了她自己，没人知道。
那是两枚已经发黄的指甲，和一截失去光泽的钢笔尖。
国歌响起，红旗缓缓上升。陆静华仰头看着那片鲜红在晨光中展开，脸上没有泪水，只有岁月刻下的深深皱纹。
那一刻，她忽然想起了22年前——广州城西路口传来的枪声，那个浑身是血却仍高呼“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的高大身影。
她的丈夫，张太雷。
也想起了8年前——从皖南辗转送来那个小布包时，她颤抖着手打开，看到的竟是儿子最后留下的东西。
她的儿子，张一阳。
一、冬至出生的孩子
1923年12月22日，常州城飘着薄雾。
那天是冬至，陆静华产下一名男婴。姑嫂们忙着烧姜汤，看着窗外细雪，随口叫新生儿“小冬”。
陆静华望着窗上白霜，想起丈夫信里提到的“冬至一阳生”，便给儿子取名——张一阳。
那时的她不知道，这个名字将伴随儿子走过怎样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半年后，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从上海赶到常州。张太雷第一次抱起自己的儿子，小家伙已经会咿呀发声了。
那是这对父子最完整的相处时光。
法租界狭窄的阁楼里，一家五口围坐着喝粥。张太雷总是双手捧碗，喝几口就把热粥递给妻儿。深夜，昏黄的油灯下，他写着传单和国际电讯摘要，偶尔抬起沾满油墨的手指，在儿子额头上轻轻一点。
小家伙咯咯直笑。
1925年春，张太雷再次奉命前往广州。临行前，他拍拍妻子的肩膀：“把孩子教好，将来要走得比我更正。”
火车汽笛长鸣，吞没了站台上最后一丝暖意。
陆静华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二、父亲的最后一战
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两点，广州城灯火未熄。
张太雷率领起义队伍穿过旧巷，一举攻入原广东省公安局。红旗升起的瞬间，他昂首高呼：“从这一刻起，广州属于工农！”
声音在屋檐间回荡，还未等欢呼完全扩散，国民党援军已从西门扑来。
短兵相接，血光四溅。
29岁的张太雷胸口连中数弹，倒在血泊中。他最后看见的，是那面刚刚升起的红旗。
消息传到常州时，已是次年冬雨季节。
四岁的一阳还在院子里踩水坑，溅得满脚泥花。陆静华搂着两个孩子，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清晨，她擦干眼泪，把丈夫那封“进学堂、作独立女子”的家书仔细收进枕下，然后默默起身生火做饭。
日子，还得过下去。
三、“这是孩子他爹的愿望”
30年代初，常州街巷铺起了洋灰路，但女子进学堂仍是新鲜事。
邻居们窃窃私语：“寡妇把女儿送进学堂，图什么？”
陆静华只淡淡一句：“这是孩子他爹的愿望。”
于是，女儿张西蕾扎着麻花辫走进了学堂。儿子一阳蹲在门口，用竹枝在泥地上写字，把“父”字一笔一画描得又深又重。
1937年11月，日军自无锡南下，常州失守。
城里乱成一片，陆静华带着儿女躲到西庙沟一处旧祠堂。窗户糊着破纸，寒风一吹就哗哗作响。
那年冬至，一阳14岁，学堂早已停课。他在铁匠铺找了份学徒工，整天拉着沉重的风箱，手背上常被火星烫出水泡。
可他从不跟母亲说一句苦。
四、“我去，代父尽责”
1939年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一个身着灰色棉衣的交通员来到西庙沟，带来了组织的口信：“要找张太雷同志的家属。”
陆静华轻轻放下木勺，神色复杂。
16岁的张一阳却仿佛等了很久。他没和母亲争辩，只对姐姐轻声说：“我去，代父尽责。”
抵达皖南新四军驻地后，组织考虑到他是烈士后代，想安排他做相对安全的宣传干事。
一阳摇头：“我新兵一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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