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光州的行政建制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世祖至元十年（1273 年），元朝设置光州招讨司，以军事管制为主，这是元代在光州设立的第一个军事行政机构。此后，光州的归属经历了多次调整。至元十二年（1275 年），光州属蕲黄宣慰司管辖；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光州与蕲、黄等州一起直隶湖广行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划归淮西道宣慰司；至元三十年（1293 年），光州改属汝宁府，隶河南江北行省。
在元代河南江北行省的行政区划体系中，该省共领“路十一、府七、州一，属州三十四，属县一百八十三”。光州作为属州，领定城、固始、光山三县。这一行政格局基本延续了宋代的建置，体现了元代对地方行政区划的继承性。
光州在元朝前期是宋蒙战争的焦点。1235年，窝阔台派东路军攻占光州，迫使南宋将州治迁至金刚台（今商城县）；1259年忽必烈再度攻克光州，为灭宋奠定基础。元朝中后期，光州成为红巾军起义的重要战场。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率红巾军攻陷光州，“众至十万”，并以此为据点向豫南扩张。
人口经济
光州的战略地位使其在元末战乱中遭受重创，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根据《光州志》记载，唐代光州人口为198580人；唐末宋初，人口降至156460人；经过宋代的发展恢复，宋末元初，光州人口仍有160950人；元代经历金、蒙战争与苛捐杂税，人口锐减，到元末明初，光州人口仅为14063人。
元朝光州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但赋税负担沉重。据《元史》记载，河南行省酒课年入达75077锭，光州作为产粮区，农业税与酒醋课占比颇高。商业活动亦较为活跃。根据《光州志》记载，光州设有七务（税务机构），税额在五万贯以下。这表明光州的商业规模虽然不及大城市，但在地方州县中仍具有一定地位。元代商税实行 "三十分取一" 的制度，光州的商业税收为河南省商税的一部分，体现了其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
人物故事
元朝时期的光州（今河南潢川）作为中原文化与多元宗教交融的枢纽，孕育了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人物故事和风物传说。这些传说既承载着历史记忆，也体现了民间智慧与信仰。
张士政筑凌室感天。元代光州判官张士政以勤政爱民著称。至正二年（1342年），光州遭遇罕见旱灾，他提议在城北修建“凌室”（藏冰室）以应对酷暑。工程尚未完工时，突降大雪，冰层厚达数尺，百姓视为祥瑞。张士政组织民众凿冰藏入凌室，次年夏季酷暑时开冰赈民，缓解了灾情。这一事迹被文人叶祐之记载于《凌室记》，民间则传说张士政的善政感动上天，故而“一念之诚，感召冰雪”。张士政也因此成为光州百姓心目中的“燮理阴阳”之臣。
红巾军起义的神秘预言。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率红巾军攻占光州，民间流传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预言。传说起义前，红巾军在黄河故道埋下独眼石人，石人背部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河工挖出石人时，人心大振，起义迅速蔓延。光州百姓将这一事件与本地传说结合，称红巾军是“弥勒下生”的应世之师，其攻占光州是“天命所归”。红巾军在光州开仓放粮的义举，更被演绎成“天兵下凡救百姓”的神话。
马祖常家族的仕宦传奇。光州在元朝最著名的政治家族当属马氏家族。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其家族一门十进士、两翰林，堪称元代科举奇迹。马祖常历任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枢密副使等职，以刚正敢言著称。他曾弹劾权相铁木迭儿十大罪状，震动朝野；又多次上书元仁宗，主张“以天地祖宗为重，御正衙、立朝仪”，推动朝政改革。其诗文以“宏赡精核”闻名，代表作《监黄池税务王君墓碣铭》刻画了清官廉吏的形象，被文宗誉为“中原硕儒”。马祖常的政治与文学成就，使光州成为元代中原文化的重要辐射源。
马祖常智扑火灾。七岁时，马祖常在夜间苦读，不慎碰翻油灯引燃书籍。他临危不乱，脱下衣服浸水后扑灭大火，不仅保全了家人安全，还因冷静机智受到乡邻赞誉。这一故事被编入清末民初的小学课本，成为教育少年“临危不惧”的经典案例。马祖常后来官至枢密副使，以刚正敢言闻名，其事迹在光州民间被传为佳话。
文化脉络
光州的文化传承在元朝呈现多元特征。马祖常家族的崛起标志着中原士族通过科举重新融入蒙元统治体系，其家族成员马祖孝、马祖义等均以文学见长，推动了汉文化在光州的延续。宗教方面，光州延续了唐宋以来的多元包容传统。
马祖常家族的宗教背景充满传奇色彩。其先祖为雍古特部贵族，世代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元代称“也里可温教”），但马祖常本人却通过科举成为儒家栋梁，被文宗皇帝赞为“中原硕儒”。更具戏剧性的是，其家族后裔在元代逐渐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潢川回族的重要一支。这种宗教信仰的多元转变，使马祖常成为光州“五教和融”文化的象征人物。传说他曾出资修缮光州文庙，并与伊斯兰教阿訇交往密切，体现了元代中原地区文化融合的独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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