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滩涂上的城：两位实干者与“中国农民第一城”的诞生
2019年9月，浙江南部一片曾被潮水侵袭的滩涂之上，“月海市”（原型龙港）正式挂牌——这是新中国首个“镇改市”。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从无到有的新城，背后藏着一段关于两位改革者的动人故事：一位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县委书记，一位是敢闯敢试的基层干部，他们在争议中突破，在担当中托举，让“农民建城”的奇迹成为现实。
## 一、识才：基层调研里的改革火种
上世纪80年代初，平川县（原型苍南县）迎来新县委书记赵东升。不同于常规的“上任先亮亮相”，他第二天就扎进基层，第一站便是郑德诚任职的钱库区。两人早有交集：几年前，郑德诚曾带队整顿瘫痪的县医院，仅三个月就让医院获评地区卫生先进，赵东升当时就评价他“爱读书、有方法、敢啃硬骨头”。郑德诚也一直感念这份赏识，视赵东升为“引路人”。
彼时，郑德诚42岁才当上区委书记，而赵东升22岁就做了区长，虽际遇不同，却对“打破旧框框”有着相同的执念。
## 二、破冰：商品经济的“逆行者”
1983年底，平川县不少农民外出购销发家，成了“万元户”，但部分干部却认为这是“投机倒把”，主张“坚决刹住”。赵东升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给购销户开“绿灯”，还在全县推广宜山区“家庭经营再生纺织”的经验——这一做法后来得到中央领导肯定。
198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刚下发，赵东升立即征订万份资料分发到村，随后推出“二十个鼓励和允许”：允许农民办厂、承包荒山荒滩，允许专业户进城经商……平川由此成为全国个体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他还创新简化审批：农民进城开店办厂需盖七八个公章，他干脆推出“一站式办理”，一次办结，这一惠民举措还被新华社报道。
## 三、创举：“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突围
平川县物资需经鳌江对岸的鳌江镇转运，每年多花百万成本。县里决心建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即月海），但缺资金、缺土地、缺规划，成了“老大难”。郑德诚主动找到赵东升：“让我去月海试试，不要县里一分钱。”
他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谁出钱谁受益”的思路——钱库、金乡、宜山三区的“万元户”正是建设主力。但难题接踵而至：土地不能买卖出租，他创新推出“城市建设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拆迁中有人漫天要价、当“钉子户”，赵东升亲自到场开现场会，甚至对死硬者采取强制措施；规划上，他坚持建50米宽的主干道，“发达国家私家车已经普及，二三十年后天平川肯定有车”——虽因争议让步为30米，但后来的堵车现状印证了他的远见。
## 四、担当：争议中的托举与坚守
月海建设中，土地审批引发争议：县里无权限批大面积土地，只能“化整为零”批地（每次批一亩，累计两千多亩）。上级调查组介入，赵东升主动担责：“月海超规划建设有问题，但不能全怪郑德诚，县里也有责任。”县长也表态“处理我一个人就行”。
郑德诚还因“三断措施”（对拒交建设费的机关干部断水断电断路）得罪大批人，被频繁举报。关键时刻，地委书记袁芳烈（改革派）派人调查，最终结论是“非但不能处理，还要支持这样的基层干部”。1985年，《人民日报》表扬月海模式，建设部也邀请郑德诚介绍经验。
## 五、回响：从镇到市的奇迹
虽历经《农民日报》前后不同报道的风波，但袁芳烈的协调、省委调查组的实地调研（发现月海围垦造田3000亩，仅超规划800亩），最终洗清了“毁田”污名。1985年，省委确定平川政治中心在灵溪，经济中心在月海；中央领导视察后，月海彻底火了，各地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1991年，郑德诚借调后下海，1996年回月海创办巨人中学；2019年，月海（龙港）正式镇改市。这座从滩涂崛起的城，早已不是简单的建筑集合，而是两位实干者“敢为人先、务实担当”精神的见证。
如今，月海市的车水马龙里，仍藏着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密码：没有赵东升的识才托举，就没有郑德诚的敢闯天地；没有两人的同频共振，就没有“农民第一城”的奇迹。那些在争议中坚守的身影，早已成为这座城最珍贵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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