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书画家，其实会越练越差，而且越老越差，范大师就是明显例子。好些人觉得他水准本就不行，这也不对。你看他1984年题匾的“北京国际饭店”，还真有点准大师的样子。那时他46岁，正当盛年，意气风发，也还没闹出“不爱江山爱美人”那档子事，还与同学边宝华女士正婚姻和美着呢，那字显然就比现在高出不知几个段位。所以，传统书画这事还真挺玄乎的，练到最后几乎都跟修养或境界有关。一个艺术家，内在这方面要跟不上了，笔下的东西也必俗。仏学圈有所谓“功夫退转”，就是即便是有道高僧，禅门开悟过的那种，一旦不再持续精进了，照样会越老越退步。

此前也曾听书法圈一个大佬说过，范大师的字画，始终迈不过去，在于一开始格调就不高，问题就出在他喝的“第一口奶”不够高级。这个说法，我也觉得有点道理。从画来讲，范大师总自诩出师名门，是中国画名门正派的嫡系，但他确实又是搞“连环画”出身的，曾受派在这个领域搞了很多年，又在历史博物馆上班描摹纹饰多年，以至于他后来最显著的人物线描技法，明显带有连环画“勾填法”的特征。这方面咱是完全外行，就算是姑妄言之吧，但也应该还不至于离题万里。而范大师的书法，就比较能看明白底细一些，我是以为看似别具一格，他自己也自信可与虞世南褚遂良抗衡，但从其字的用笔与章法来看，似乎还真是学郭沫若来的。范大师年轻时，与彼时绝大多数国中文化人一样，是很崇拜郭鼎堂的。后来有人说他刻意讨好，我也觉得说过了，这是不太了解那时的文化界状况，或许不肯承认郭鼎堂曾经的分量与威望。那个年代的人，有多崇拜鲁迅，就有多仰望郭沫若。范书法起步于老郭，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路径。

书法学郭沫若，本来也无可厚非，史上好些大书家起点都不高，往往聚焦于那个时代的文化界“网红”，文征明是临赵松雪出来的，启功早年学的是宫廷馆阁体，钱锺书徐志摩亦步亦趋于郑海藏，性质差不多，道理是一致的。但学郭沫若这种字，显然风险更高些：倘学得到位，最好处在宽博大气，坏处当然就是不能脱俗，会一下子堕入老干部风。我觉得，范大师当年所写的“北京国际饭店”那“店招”，是最能看出这种端倪的：确实学的是郭沫若，也确实学到了宽博的精髓，加上他自身才情学养品味所至，所以也的确很好；而到了往后，底色就越来越俗了，是宽博变而为蛮霸，再变而为胁肩谄笑，表面看是自我风格愈来愈凸显，但实质还是把自身内在的俗气给不断放大了，最终就是练到杂货摊上去了，犹如一堆镀金首饰，看上去珠光宝气，其实不值几个钱。这里似乎又得说玄乎了，学任何一种字，有人得其神，有人得其气，有人得其理，有人得其趣，有人得其形，也有人得其病，重心点还是落在艺术家个人心性上。我还真没见过一个俗不可耐的书画家，小心眼，小心机，弯弯肠子，斗凶斗狠，但其字其画却真能清逸高古的。我常嘲讽的董桥说得在理，心术化为心计，心计一旦不端，文字表露无遗，写得多么风清月明都遮不住一股肮脏。

书画与文章，也都讲究一个“老辣”，端得一个“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才是正常状态。而范大师恰是不正常的，他是越老越退步。依我乱说，他是大抵50岁过后，就没出过什么好东西了。此前的他，尽管曾让恩师沈从文失望至极（前段看《沈从文年谱长编》，里面还有大量晚年沈从文声讨他的文字，包括一封未曾发表的长信），但到底还是个很文人气质的读书人，时不时还来个“风骨”，可后来就更像是个文化商人了。我想，他的此一番转变也未必无迹可寻，当是“去国”那几年真的穷怕了，加上新枕边人似乎对物质生活也很有要求，使他从一个淡泊人设日益朝着见钱眼开似的江湖“儒商”定位靠拢，作品的格调也随之愈发“匠气”起来。其实，我们看一个艺术家，很容易忽视他身边“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倘若家人是财迷心窍乃至见利忘义那一路，那他本人也很难不给同化掉。这方面也能找出好多书画圈同行例子。范大师书画，给我的最主要感觉，其实就是一个“俗”字，笔调很油滑。不仅书画，他的文章，也是这个路子，调子很高，但都是一堆空话，毫无蕴藉之味，完全不像是有学问的气象。所以后来听说万俊人居然还拜师于抱沖斋，我总疑心是有啥把柄落人家手上了。崔寒柏那种字，底子并不差，如今也是愈写愈油滑，不够干净，脏兮兮的感觉，整体气质都变了。当今台面上那些书画家，高士名流宗伯巨公，都在忙着闻时代的马屁，退回自居星历卜祝倡优之列，整体作品风尘气太重，也是自然的。

至于具体到范大师本人“实质”，我总觉得颇复杂，特别客观的评价，我们这代人估计还是很难给出的。现如今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偏向负面，可能也是不够公正的，这方面我还是略有同情，觉得舆论过于刻薄苛刻。比如大家都知道他和沈从文那档恩仇录，但我自己翻阅材料时，就发现当这个事还没广为人知那会，甚至沈从文自己也还未“公开”之际，倒似是范大师本人最早自曝其短、自揭其丑的——在1987年前后某期刊的受访中，范自己率先捅出“背叛师门”的旧事，很真诚地表示了悔恨，并表示了道歉。能做到这一步，我以为是很不容易的了，“知耻近乎勇”，乃孔子名言。再比如，世人总揪住他和楠女士那档子事，但我觉得他能善始善终，对这位妻子一直那么好，甚至爱屋及乌对两位继子也倾尽全力，这也不是一般男人能有的格局与气度。读今人的忆旧文章，那些知情者好像也刻意不提范大师也有过的快意恩仇乃至侠义精神的一面，这也是不好的选择性手法。徐刚的那本范大师传记里，也写过老范的不少义举，还博得诸如“四君子”之类美名，实际也是需要勇气的，不失为性情中人与侠肝义胆，只是如今都不便言说就是了。他的另一位“恩师”蒋兆和，直到1986年才去世，他就始终很看重这个学生，临终前还在勉励他。如此种种，也可以说是范大师的另一面。刻意遮蔽这“另一面”，那也不是“范大师”。要说他“贪财”，实际他一直都在捐款，捐得金额也很大。这个事，我觉得最不好说，他这种毛笔随便划几下就多少万的艺术家，本就是行走的印钞机，名利还有什么意义，反倒更像是看心情。即便真贪财，又有什么呢，齐白石张大千都以爱钱著称，何尝是清誉之玷？

而且稍知旧事者也能明白，那个“充满错误，人人做尽蠢事”的年代，范大师那样子的作法不是很常见的么，几乎人人都是那样，何以事后别人都成了“受骗”、“被牺牲”的无辜受害者，轮到老范就成了永远的恶人？我想，这一点，范本人内心也不会服气的。更何况，后来已有表明，他是被迫的，不然无法“过关”。据邵盈午那本《画传》，事后他也没得到任何好处，也是遭遇枕边人陷害，落得多次被抄家，家破人散，无家可归，差点在湖北咸宁“怀沙自沉”，幸亏命大救治得时，才得以“生还偶然遂”，其母缪镜心也是在那一年于南通含冤去世。说实话，即便是沈从文自己，当年揭起老友萧乾等人来，亦照样下了死手，绝非“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论“谄媚”当年那些“上书”也都还在，也并非一味地光彩，有“文人风骨”。我过去读范沈这桩公案，总感觉沈从文真正介意的，其实是小范“假戏真做”否定了他的学术能力，这是沈无法忍受的。他在历史博物馆数十年，同事关系紧张，前后馆长王冶秋杨振亚都很轻视他，对他的业务能力很怀疑，一直让他内心很受伤。就如现在的辛德勇反复要求面见学术委员会大哥荣新江而不可得一样，沈从文也曾不断写长信恳求馆长“能约个时间谈话”却不能，卑微至极，又敏感至极。陷身如此处境，得意门生小范又上前给扎了一刀，当面说他的研究“过时了”，老沈如何会不耿耿于怀呢？

说开去，我觉得这也是国人特别不好的一面。一个人糊涂时，犯过什么错误，似乎就是一辈子的污点，后面怎么悔改都不行了，永远都要揪住不放，以至于往往逼得“坏人”只能一直坏下去——类似金庸小说里的花铁干，就是偶然犯错，然后被逼入坏人行列的正常人。我前段时间，乱翻到四川老作家孙静轩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年轻时愚昧无知，曾动手打过前辈作家沙汀与艾芜，待雨过天晴后，虽然两位前辈早就原谅了他，彼此还私交不错，但他自己始终良心不安，后来主动把这段旧事的肠肠肚肚全都抖了出来。可这么一来，总有人拿这个说事，明里暗里使绊子，让他自觉好天真。其实，过去的事，总是过去了，有错之人知错想改，应该给人留一余地，我等旁人何必永无休止地挂在嘴上，以道德大棒随时随地折辱人为乐呢？咱国人的传统，倘若做了坏事，绝不敢也绝不会向人坦白，这似乎就是最关键的心理因素，都怕让人“揪辫子”，永世不得翻身。写出“当代艺术圈大撕X实录”即《沧海》的简繁，曾说当代知识分子“都在骂范，但都想当范”，也将中国文人内心那点小九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在生活中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良知重镇”或想当“良知重镇”的知识分子，批判起同行来锋芒厉的不得了，可一切正义准则到自己身上时就失效了，文人多是如此。似乎还是韩寒那句话，你说那些“杂文家”是出于正义感愤怒吧，其实是愤怒为啥吃香喝辣的不是自己。看多了，就能明白，无非那么一点事。我感觉我就是这样的人。

再想过去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时代，官老爷们也真够绝，特别制定了一种叫做“烙金印”的刑法，专给那些有罪之人在脸上烙一个洗不掉刮不掉的印记，等于向全天下宣告，这个人有罪！这是活着比死了难受的羞辱之法。我看大众对待范大师这个事，似乎也有点像；再推而论之，当今社会上的很多争议，似乎也是如此趋向，以至于“宽容”二字愈来愈成稀缺品。过去有位老作家，众散亲离，历尽劫难，晚年写回忆录回顾生平，曾总结说“这个世界，好人不多，坏人也不多，绝大多数人就是不善不恶之间”，还真这么一回事。我看小范老范，亦是如此。

2026.1.12晚敲于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