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与重构 | 徐仲偶：以艺术构建人性的尺度|九城艺术|当代艺术|徐仲偶|版画|突围与重构|美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冻与先锋实验，到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实践与自性探索，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四十年不平凡的现代性追寻之路。在“85 新潮”四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库艺术》隆重推出学术专题策划：“突围与重构——中国当代艺术现代性追寻的四十年”！

在过去一年中，《库艺术》编辑部通过一系列深度访谈与系统性编撰，汇聚了十一位重要学者、批评家、策展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真知灼见，并对三十二位代表性艺术家的创作方法论和艺术语言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细致梳理，力图勾勒一幅中国当代艺术在语言建构与观念突破上持续探索的动态图景。这不仅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与阶段性成果的回顾与总结，也是站在历史坐标轴中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编者按

Editor's Comment

作为中国当代版画与艺术教育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徐仲偶的艺术生涯贯穿了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半个世纪。从四川乡土走向国际舞台，从写实主义迈向抽象表达，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对文化根性的坚守与对当代语境的敏锐回应。

这条清晰的艺术轨迹并非简单的风格转换，而是一场不断向精神深处掘进的旅程。早期对现实主义的持续关注与对乡土生活的深情凝视，奠定了徐仲偶艺术中厚重的人文底色与生命温度，也是他感知世界、理解存在的基石。而在对人与社会诸多根本问题的持续叩问过程中，“人本、人性、人爱、人道”亦成为其艺术叙事的精神锚点。

在探寻现实主义创作语言形态的同时，徐仲偶也在同步推进对于更具普遍性的精神结构与文化基因的探索。他将具象的细节提炼、淬火，逐渐升华为抽象的形式力量与象征意味浓郁的视觉符号；将个人经验与地域情感熔铸为具有更广泛共鸣和深刻哲理的艺术表达，最终指向人性本质的关怀与对文化精神的守望。

徐仲偶：

以艺术构建人性的尺度

To Construct a Measure of Humanity Through Art

历史语境中的选择与坚守

徐仲偶的艺术起点始终与时代语境保持着既贴近又疏离的辩证关系。“文革”时期的特殊经历，使他在青春年少时便完成了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启蒙——这种启蒙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源于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切肤之痛与对人性本真的追问。1978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后，当同窗们沉浸于伤痕美术的批判性表达时，他却与同窗好友刘杨合作《乡情》，以三位女性的多重情缘为载体，将“爱”确立为创作的精神原点。这种选择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历史回应：在社会纠结于报复与清算的思潮中，他通过艺术为“人性复归”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是揭露伤痕，而是播撒希望。

△生生不息的土地 - 川西坝子

330 × 100 cm

木刻版画

1980

1983年中国美术馆收藏、1998年大英博物馆收藏

改革开放之初，思想领域有两种观点的讨论：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按既定方针办”，二者的交锋对改革开放进程影响深远，也深深触动了徐仲偶。彼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集体主义意识有着明显局限性——既缺乏对个体的尊重，也不利于个人思想解放与创造力发挥。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讨论，恰恰突破了这种束缚，强调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工作中，应秉持创造性的认知与态度，为打破思想桎梏、推动改革探索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徐仲偶一方面从对于文革的反思中生长出“人本、人性、人爱、人道”的思想内核；另一方面，出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价值存在的思考，形成了从“意识”到“无意识”的转变。

△青龙镇图卷

115 × 1083.5 cm

木刻版画

1987-1995

1998年大英博物馆收藏

△青龙镇图卷（局部）

1982年创作的《生生不息的土地 - 川西坝子》，标志着其艺术观的成熟。为创作这幅作品，他骑着自行车遍历成都郊县，在郫县、温江、金堂的田埂间积累了大量劳动者速写。这种“走向民间”的创作方式，既延续了米勒式的乡土情怀，又融入了对中国农村“生生不息”生命力的独特体悟。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以 “回归人性与人道” 为该作品作出高度评价，一语中的地捕捉到其精神内核：在特殊年代“人性缺失”的背景下，徐仲偶通过土地上的劳作场景，将“人本、人性、人爱、人道”四大核心命题转化为可视的艺术语言。这种转化逃脱简单的道德说教，通过劳动者的肌肉张力、土地的厚重质感与阳光的温暖色调，构建出一种无需言说的生命尊严。

△以榫卯的名义

89 × 59 cm

综合材料

1987

1998年大英博物馆收藏

1986年的美国之行成为徐仲偶艺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当《生生不息的土地》在费城被收藏时，费城彻登汉姆艺术中心瓦格纳女士的评价：“我们的艺术已经脱离了人的情感，而你的艺术表达了人的情感”使其猛然顿悟：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追随潮流，而在于保持对人的情感的真诚回应。这种顿悟直接促使他拒绝“85 新潮”对西方现代派的盲从，转而耗时八年创作《青龙镇》十米长卷。在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等世界变局的背景下，他如米开朗基罗那样，以“像奴隶一样工作”的定力，通过七次凤凰写生积累的素材，经历八年的创作时间，构建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存图景。1998年，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龙安妮女士初见此作便深受感动，出于对优秀艺术作品的高度认可与珍视，几经辗转后，大英博物馆终于将这件作品纳入了馆藏。这件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语言的精湛，更在于它为中国现实主义绘画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范式。

△出格的书法_大字报的记忆

244 × 366 cm

黑白木刻

2007

事实上，要理清徐仲偶的艺术脉络，就不得不谈到其艺术实践道路上的一条核心线索——从“意识”到“无意识”。这一转向既标志着徐仲偶在创作方法论的突破，也揭示了当代艺术中个体表达与公共场域的互动逻辑。在徐仲偶的创作路径中，现实主义绘画被界定为“意识”主导的创作范式，依托公共认知框架与通用语言系统完成符号生产；而艺术家的主体性觉醒，体现为对这种集体性意识的超越——通过“无意识”状态的建构，将创作从理性规训中解放出来。其后期“以 XX 的名义”系列，尤其是“以书写的名义”系列作品，便是这一理念的实践。创作中的顿悟、偶发与灵感闪念，取代了预设的公共语言逻辑，形成个体专属的表达体系。

△以线条的名义 _ 人为城市_楼市三千

122 ×244 cm

黑白木刻

2011

这种转向直指当代艺术核心命题：独立性是以个性化语言介入公共认知的路径。徐仲偶的实践表明，当代艺术的价值在于构建“多义性对话场域”，让观众获得差异化体悟，这本质上是对公共意识霸权的消解。艺术家主动放弃“真理持有者”姿态，将作品定位为可能性参照，呼应了当代文化去中心化的诉求，更蕴含着文化政治学意义——以“对话者”身份参与建构，使创作成为民主意识的载体，为社会民主生长提供美学土壤。

跨界与融合的创造性转化

徐仲偶的艺术方法始终体现着“破界”与“守成” 的辩证统一。这种特质在其“书写性”与“版刻性” 的融合实践中尤为显著。在“以书法的名义”系列中，他对传统书法进行了彻底的解构：消解文字性、语义性，仅保留毛笔的“笔痕”作为精神载体。那些或张力十足、或静谧温婉的线条，不再依赖文字含义传递信息，而是直接诉诸观者的视觉感知与情感共鸣。这种转化后，是对艺术语言本质的深刻追问：当书法剥离了“识背读功能”，其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精神性是否能更纯粹地呈现？答案在作品中显而易见——当熟悉的文化符号变得陌生，现代性的表达便获得了新的支点。

△解构的意味 _ 平衡

122 × 366 cm

黑白木刻

2007

△出格的书法 _ 格式化的骚动之一

122 × 366 cm

黑白木刻

2008

△解构的意味 _ 父子同行

122 × 366 cm

黑白木刻

2009

符号化探索是其方法论的另一重要维度。“榫卯”系列的诞生，源于对建筑结构与文化本质的双重思考。湘西民居的万千形态，最终都指向“榫卯”这一核心符号，正如中华文化的多元表象，始终贯穿着“阴阳相生”“虚实相成”的底层逻辑。他将榫卯处理为“似物非物”的形态，既保留了结构的辨识度，又赋予其哲学隐喻——这种“不确定性”恰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试错中前行”的时代写照。而“核桃”系列则通过自然物象的意象化处理，完成了对生命文化的符号转译：核桃的轮廓被转化成臀部的曲线，中间部分隐约指向女阴，却在“似与不似”之间保持着艺术的优雅。这种处理超越了性的表层含义，将其升华为“人的解放”的象征，与改革开放所倡导的思想解放、创造力释放形成深层呼应。

△解构的意味_寿者无疆

244 × 122 cm

黑白木刻

2010

跨媒介实践进一步拓展了其方法论的边界。在“边缘之缘”等展览中，拓片的斑驳质感、水墨的流动特性与版画的刀刻力度相互碰撞，形成多元共生的视觉场域。这种实践绝非技术层面的猎奇，而是对“艺术本质”的当代回应：当时代进入“边界模糊”的跨界时代，艺术不应被单一媒介所束缚，而应让材料服务于精神表达。正如他对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的认同——并非模仿其材料运用，而是领悟其“材料为精神服务”的本质——徐仲偶的跨媒介探索，始终以“中国语言”为根基，在拓片的“金石气”、水墨的“写意性”与版画的“建构感”中，寻找与现代社会对话的可能。

人本精神与“间”的哲学

徐仲偶的艺术思想始终围绕“人”与“文化”两大核心展开，形成了以“人本”为根基、以“间”的美学为方法的完整体系。首先，徐仲偶对于“人本、人性、人爱、人道”的认知，建立在一个重要前提之上：艺术属于全人类，艺术家应超越国界。在艺术表达中，艺术家首先要锚定人类的根本命题——这是值得用一生去面对的核心。如同徐仲偶对于艺术家工作的理解——艺术家就是人类精神生活垃圾的清道夫。艺术家的一生，恰似向人类精神珠峰攀登的征程。这注定要求他兼具两点核心特质：一是责任感，二是崇高感。他需立足人类问题的前沿，深度叩问人类的精神困境与价值方向；而这份深刻思考，正是其艺术创作最根本的基石与源头。这也定义了艺术家的角色本质：艺术家的生命格局，体现在其工作始终围绕人类精神需求展开。

△图腾新语 _ 起兴

70 × 130 cm

纸本木刻

2012

△图腾新语 _ 纠结

70 × 130 cm

纸本木刻

2012

这种创作本质上是对人的问题的理解，更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回应与构建。“人本、人性、人爱、人道”这四个核心概念，并非静态的道德教条，而是动态的精神坐标——在《乡情》中体现为女性间的温情，在《生生不息的土地》中转化为劳动者的尊严，在《青龙镇》中升华为社会秩序的构建原则，在“核桃”系列中则拓展为生命自由的象征。这种贯穿始终的人本精神，使其艺术超越了时代局限，获得了跨越文化的共鸣——正如1983年《乡情》在法国巴黎春季国际沙龙的展出，证明了“爱与希望”是人类共通的精神语言。

△图腾新语 _ 黑白两道

70 × 148 cm

综合材料

2018

而“间”的美学，是徐仲偶在多年艺术创作与实践中，围绕东西方文化架构持续思考的成果。西方文化中，“否定之否定”构成了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而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遗产要在当下社会发挥作用，其艺术与文化应呈现何种语言形态？带着这一追问，他不断探究、挖掘、求索，最终在2006年提出“间”的美学这一学术思想架构。其艺术创作亦在此理论指引下，踏上中国现代艺术的探索之路。

△图腾新语 _ 割据

66 × 136 cm

综合材料

2018

“间”的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徐仲偶思想的哲学化升华。这一概念源于对中国文化基因的深层解码：道家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规范人与社会的关系，法家聚焦人与制度的关系，佛教安顿人的灵性，纵横家指向实践方法——五种文化基因的“共生”构成了“间”的美学的思想渊源。在艺术实践中，“间”体现为多重辩证关系：在具象与抽象之间，他让核桃既像人体又非人体；在控制与偶发之间，他让水墨的流动与刻刀的精准形成张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让书法的笔痕脱离文字却保留文化记忆。这种“不即不离”的智慧，使其艺术避免了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在“似与不似”中保持着无限的解读可能。

△梅语新态之五

69 × 70 cm

2025

而对中国当代艺术评价体系的思考，则彰显了徐仲偶思想的文化自觉。他指出：西方现代艺术遵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活态继承”——不是以“死态”固守传统，而是在吸收中发展。这种认知使其既警惕“西方标准的阴影”，又不陷入文化民族主义的偏执。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性构建，应如“榫卯结构”般，以自身文化为“母榫”，以外来文明为“子榫”，在咬合中形成新的整体。这种观点在其创作中体现为：从不拒绝西方艺术的营养，但始终以中国文化为“根”，最终实现“以西方为镜，照见东方”的精神自觉。“间”的美学不仅对艺术创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更在社会发展乃至国际关系、人际互动、人与社会关系等全球性议题中展现出普遍指导价值，其思想构建具有普适性意义。

△以核桃的名义

13.5 × 13.5 cm

宣纸书法

2025

△春之舞

13.5 × 13.5 cm

宣纸水墨

2025

从川西坝子的土地到跨媒介的当代实验，徐仲偶的艺术实践构建了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以人本精神回应时代困境，以“间”的美学处理文化张力，以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基因。在这条路径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艺术家的个人探索，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性进程中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的生动样本——其价值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展示一种可能性：当艺术扎根于自身文化的沃土，又保持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问，便能在坚守与突围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