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的那一天，河北省委大院里发生了一件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三个中年男人站在李克才的办公室门口，领头那个戴眼镜的，手刚抬起来敲门，里头的人其实早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等门一开，李克才抬头那么一瞅，心里头咯噔一下——这眉眼，这神态，活脱脱就是二十八年前跪在保定东关大校场挨枪子的那个人啊。
还没等对方把那一叠磨出毛边的申诉材料递过来，这位当年的“打虎英雄”就把手一挥，叹了口气：“你们不用说了，主席批示的墨迹，还没干呢。”
这事儿吧，得往回倒腾个三十年。
提起刘青山，大伙都知道那是新中国反腐的第一枪，可这一枪下去，震碎的可不光是贪官的脑袋，还有一个六岁孩子的童年。
一九五二年枪响的时候，刘青山的大儿子刘铁骑才刚刚六岁。
一夜之间，父亲从遮风挡雨的大树，变成了压在他身上一辈子的五行山。
你要说这孩子也是倒霉催的，明明脑瓜子聪明得要命，一九六五年高考，分数线哪怕搁现在都能稳上清华，结果呢？
政审那一栏，“刘青山长子”这五个字跟铁烙印似的，直接把他拦在了名校门外。
最后没办法，只能转身去了北京石油学院。
这一肚子的委屈，恐怕比当年打进他爹胸口的那颗子弹还要冷。
这里头有个细节，现在翻出来看，真叫人头皮发麻。
想当年刘青山在天津当地委书记那会儿，那是真敢享受。
吃个韭菜饺子，嫌韭菜不好消化，非让人把韭菜馅包进去煮熟了，再把韭菜抽出来，只留个味儿。
这操作，简直就是神仙也想不出来的招。
老子吃的是特权，儿子咽的却是苦果。
再看看八零年的刘铁骑，在石油一线搞野外作业。
数九寒天，西北风刮得跟刀子似的，他蹲在全是油污的井架旁边，手里啃的是啥？
冻得跟石头一样的冷馒头，就着一口咸菜疙瘩。
这一冷一热，一奢一简，简直就是历史这个编剧故意搞出来的黑色幽默。
到了八零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的风潮起来了。
周围不少人都摘了帽子，刘家三兄弟的心思也就活泛了。
这也不能怪他们，谁不想堂堂正正做人？
他们寻思着，既然大家都翻案了，那父亲当年的案子是不是也有说法？
于是三兄弟带着材料找到了李克才。
找他是有讲究的，当年正是李克才在河北省党代会上豁出命去举报，才揭开了这个盖子。
在那哥仨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这位当初的举报人肯松口，这事儿就有门。
他们在申诉材料里写得特巧妙，避重就轻，不说贪污多少钱，专挑刘青山抗战时期的功劳说，什么出生入死救助回民支队之类的。
这种选择性记忆，其实也是被生活逼的，想用父亲流过的血，来洗那一身洗不掉的墨。
但李克才那是什么人？
那是原则性强到骨子里的老革命。
面对这三个可以说是被他“毁”了前程的晚辈，他的态度特别复杂。
说他狠吧，他是真寸步不让。
在他看来，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是新中国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当年毛主席那句“谁要搞腐败，我就割谁的脑袋”，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李克才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常年压着一张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的《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就是公审大会。
那张发黄的报纸就像一只眼睛，死死盯着这个世道。
这哪是算账，分明是在保江山。
不过你要说李克才没人情味，那也冤枉他了。
当年刘青山被处决后，正是李克才这帮人凑钱给买了薄棺收敛，没让昔日战友暴尸荒野。
看着眼前的三兄弟，李克才虽然拒绝了平反，但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好好生活，教育好下一代。”
这一场没结果的申诉，其实是两代人思维逻辑的碰撞。
刘家兄弟算的是法律账和经济账，觉得罪不至死；李克才算的是政治账和历史账，觉得非杀不可。
正如毛主席当年说的：“只有杀了他，才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干部。”
刘铁骑最后还是默默地把那叠磨毛边的材料收进了口袋。
那一刻，他可能才真正读懂了父亲。
刘青山临死前说过一句：“拿我做个典型吧，以我之死，换取党的纯洁。”
这话说得挺悲壮，但也透着股无奈的清醒。
刘青山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了，他成了一块界碑。
界碑这东西，是不能挪窝的，也不需要平反。
这事过后，刘家三兄弟彻底断了念想，踏实过日子。
有意思的是，他们给孩子取名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带了个“山”字，刘巍、刘岚、刘嵘。
这大概就是想告诉后人，山再高，路再险，只要行得正，就不怕影子斜。
现在去石家庄的党史纪念馆，还能看到刘青山的案卷和李克才的举报信静静躺在展柜里。
这就跟历史的两面镜子似的，一面照着人性的贪婪，一面照着原则的坚硬。
那场发生在八十年代的对话，虽然没个大团圆结局，但却把那个时代的底色，给勾勒得清清楚处。
那三个“山”字辈的后人，后来都过得挺好，普普通通，干干净净，没再沾那个“特权”半点光，也没再吃那个“特权”留下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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