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美国记者何伟曾经在重庆涪陵教书，较深接触了中国社会和民众，这一独特经历加上外部观察者的身份，以及相对客观的姿态，让他在厌倦尬黑和夸夸的读者中得到相当多的好感，很多主流媒体也对其备受推崇。我接触比较晚，可能期待比较高，他的成名作《江城》在我看来没什么文学价值，可能有记录的价值，但是也属于比较浅薄的观察，字里行间掩盖不住老西的傲慢与偏见。同样旅美写美的林达和王小波他们的作品如果在美国被翻译恐怕不会受到同等推崇，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太渴望一种外部视角和“世界性”定位，也欠缺这方面的比较有营养的信息，所以会更加宽容。
这种推崇背后大概还有某些微妙的心态，也就是把何伟当成代表“温和的声音”的一个文化符号，可能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宏大叙事会有一些本能的隔阂、不信任——基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主义的部分理解与共存甚至会主动参与，但不完全信任。
那么，“人文关怀”就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和替代，因为它不抽象，但可以扮演个体的利益和权利的理论后援的角色，写得好不好，观察是否深刻独到，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了。在这种心态下，我们需要让他的这种观察保持在一个可通约可交流的文化、审美范畴内，也就会进行适度的去政治化，从而在这类声音背后假设存在一个更高的普适性的力量或者参考系。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直觉到普遍性是更好的，特殊性多少是有问题的。
但阻碍我们获得普遍性的，恰恰是温情的想象，它预先策略性地假设了虽然世界破破烂烂但有一个失去的和谐图景以及安全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个体经验可以被尊重，但必须被相对化，被拆解为一系列彼此并列、孤立的东西，这样的对象不再被现实残酷地撕裂和穿透，不再可能向着新的总体性开放，也不再可能从其已经陷入的总体性图景中被解放。
显然，哪里的和尚都应该好好念经，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依然是不够的，我们的确需要生活与历史的活生生的联系，但我们不敢主动创造这种联系，咬紧那些矛盾，甚至我们不敢观察、认识，恰恰是因为我们往往只是以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因为安全地躲在或乐观而空泛的、或悲观而畏葸的“文化”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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