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15日，抗联五军的密营里来了个“稀客”。
这人身穿全套日本关东军呢子大衣，脚蹬锃亮的马靴，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路过的哨兵差点没把枪栓拉断，结果定睛一看，这哪是鬼子啊，分明是刚出去“办事”的一师师长关书范。
这时候的关书范，脸上挂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他觉得自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他那个已经被冻僵了的脑回路里，自己根本不是叛徒，而是挽救部队的“大功臣”。
这事儿说起来特别荒诞。
一个有着十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抗联的高级指挥官，竟然试图用一套自创的“曲线救国”理论，把投降说成是“保存实力”。
当他看到吉东省委书记那张冷得像铁板一样的脸，还有周围黑洞洞的枪口时，整个人都懵了。
他甚至还在那儿委屈：我给兄弟们找了条活路，不用钻山沟吃雪团了，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想瞎了心，把软骨头当成了灵活性。
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前拉一点。
关书范这人，其实不简单。
家里以前是地主，后来破落了，读过书，属于那会儿队伍里稀缺的“知识分子”。
早在1932年他就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了，那时候是真的猛，打仗机灵，能说会道，组织上是真把他当宝贝疙瘩培养的。
可问题就出在这个“聪明”上。
到了1938年底，那是抗联日子最难过的时候。
“西征”失利，几万人的队伍被打散，日军搞了个“归屯并户”，把老百姓都圈起来，切断了抗联的粮道。
深山老林里，零下四十多度，战士们穿着单衣，饿得只能啃树皮。
那种绝望，不是亲身经历根本想象不到。
关书范就是在这种极度绝望中崩盘的。
他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冻死饿死，心里的防线塌了。
但他不承认自己怕死，读书人的坏毛病这时候就出来了，他开始给自己找理由。
他琢磨出了一套歪理：现在硬拼就是送死，不如跟日本人搞个“停战”，先把队伍保住再说。
这不仅仅是思想开小差，这是把整个第五军往鬼子的刺刀上送。
十二月下旬，关书范瞒着军长柴世荣，也没跟党委打招呼，像个做私下交易的小贩一样，偷偷溜到了日军据点三道通。
他在那儿见了日本特务头子小林和斋藤。
日本人多精啊，一看抗联师长主动送上门，那个嘴脸立马就变了。
他们给关书范画了个超级大饼：只要你投降，五军不用解散，直接改编成“独立旅”，还把刁翎和土城子两块地盘划给你们防守，你关书范就是旅长。
你说这得多幼稚才能信这种鬼话？
可关书范信了。
他觉得自己这是在玩“博弈”，是在利用日本人。
签完那个所谓的“停战协定”，他甚至坐着日本人的汽车，带着日本特务，穿着日本军服，喜滋滋地回山里“接管部队”。
他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那些在雪窝子里受罪的兄弟们就会感激涕零地跟他下山享福。
但他严重低估了两件事：一是日本人的狡诈，二是抗联战士的骨气。
其实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部早就察觉不对劲了。
就在关书范回来的九天前，1月6日，周保中和其他十八名高级干部在牡丹江东岸的椰树河子开了个紧急会议。
那个地营小得连腿都伸不开，但定下的规矩硬得像石头：凡是动摇军心、企图叛变的，必须清洗。
在那次会上，关书范、赵子超、郭郁洲这几个人的党籍就已经被开除了，死刑名单都拟好了。
所以当关书范1月15日真的回来，还在那儿口若悬河地推销他的“独立旅”计划时，根本没人听他瞎掰。
逮捕令一下，刚才还做着“旅长梦”的关书范瞬间瘫软在地。
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蠢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这是一时糊涂，愿意“戴罪立功”，把日本人想诱歼抗联的计划全吐了出来。
为了震慑全军，也为了断绝所有人的幻想，省委决定立即执行死刑。
就在那片白雪皑皑的密林里，几声枪响，结束了这位昔日抗联名将、今日可耻叛徒的一生。
枪声在山谷里回荡，战士们没有人同情他，大家心里只有愤恨。
那是咱们的师长啊，竟然想带着咱们去给日本人当狗，这比杀了大伙还难受。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作为一个痛快的“锄奸”剧本结束，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虽然关书范被枪毙了，但他带回来的两个从犯——五军军需处长赵子超和教导团指导员郭郁洲，当时被判了缓刑。
这是一个致命的仁慈。
这两个家伙一看苗头不对，趁乱撒腿就跑，转身就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这下麻烦大了。
关书范死了，日本人知道诱降计划破产，恼羞成怒；而赵、郭二人的投降，相当于直接给日本人开了“全图挂”。
抗联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部的准确位置、兵力部署、武器配置，全被卖了个底掉。
日本人像疯了一样，调集了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地面上战车、骑兵配合“讨伐队”把牡丹江沿岸围成了铁桶。
他们甚至悬赏十万大洋要买周保中的人头。
那一年的春节前后，是抗联二路军最惨烈的时刻。
为了突围，总部不得不做出一个壮士断腕的决定。
因为积雪太深，马匹根本走不动，大批重机枪、迫击炮成了累赘。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那些重机枪、迫击炮，是战士们拿命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是打击侵略者的本钱，是大家心里的底气。
现在却为了活命，不得不亲手把它们扔进冰冷的江水里。
这就好比是把自家的承重墙给拆了，为了活命还得笑着拆。
当时的口号悲壮到了极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不是一句空话。
在随后长达半个月的突围战中，总部与各军联络中断，四、五军被分割包围。
为了掩护主力，五军军长柴世荣和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部向北佯动，故意暴露自己吸引敌人火力。
而主力部队这九百五十多名衣衫褴褛的战士，在极度的饥饿和疲惫中，硬是在雪地里急行军两昼夜。
他们几乎是爬着穿过了敌人以为万无一失的三道通封锁线。
1939年1月27日，当这支幸存的队伍终于跳出包围圈，到达老爷岭西侧时，每个人都像从地狱里爬回来一样。
关书范的叛变，像一把手术刀，虽然割掉了抗联肌体上的腐肉，但也让这支部队流了太多的血。
那一年的雪特别大，掩盖了所有的足迹，但掩盖不了那段带血的历史。
关书范到死都没明白，他所谓的“聪明”其实是最愚蠢的自私。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里，哪有什么中间地带？
哪有什么“曲线救国”？
只有站着死，或者跪着生。
历史最终证明，那些看似聪明的“投机者”都成了灰烬，而那些看似愚笨的“坚守者”，才撑起了这个民族的未来。
1940年2月，也就是一年多以后，那位为了掩护主力突围的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里战至最后一人，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五岁。
参考资料：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东北抗联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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