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的长沙，20岁的夏明翰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柜台后，指尖摩挲着《每周评论》的封底，这是他逃离封建家庭后的第三个月。祖父夏时济因他带头销毁家中日货、参与学生运动，将他关在黑屋多日，最终是弟弟夏明震用斧子砍开窗户，助他奔向长沙——这个当时湖南革命活动的中心。
“你就是夏明翰？衡阳学界的闯将。”一个温和的声音自身后传来。夏明翰转身，见一位身着蓝布长衫、面容清癯的中年人正微笑看着他，身旁站着何叔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先前因背叛家庭而生的内疚与不安，在对方平和的目光中悄然消散。毛泽东早已听闻他与军阀、奸商周旋的事迹，更赞赏他“宁拆家祠，不辱信仰”的决绝，两人一聊便是一下午，从衡阳的学生运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谈越投机。
此后，夏明翰成了文化书社的常客，也是毛泽东家中的熟客。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共产党宣言》，遇到困惑便连夜登门请教，毛泽东总是耐心解答，有时还会留他吃饭，在煤油灯下继续探讨革命道路。1920年10月，毛泽东要去衡阳调查新文化运动，夏明翰主动请缨担任向导，两人乘木船沿湘江而下，一路走访湖南三师、省立三中，夏明翰娴熟的本地人脉与热情的工作态度，让毛泽东暗自认定这是个可塑之才。
1921年初，长沙的冬寒尚未消退，夏明翰在自修大学的宿舍里写下入团申请书。当他把申请书递到毛泽东手中时，对方当即表示愿意做他的入团介绍人：“革命需要新鲜血液，你这样的青年正是我们要找的。”2月初，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夏明翰举起右拳，成为衡阳籍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宣誓时窗外的枯枝摇曳，屋内的信念却愈发坚定。
1921年8月，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正式开学，夏明翰成为第一批学员，还被推举为学习组长。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成了革命骨干的培养基地，夏明翰在这里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兼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编辑，撰写的文章笔锋犀利，深受读者欢迎。何叔衡常对毛泽东说：“明翰这孩子，既有冲劲又有分寸，是块干革命的好料。”
同年冬夜，长沙格外寒冷，自修大学的教室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光晕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毛泽东与何叔衡坐在桌前，对面的夏明翰神情庄重。“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组织认为你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毛泽东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和何叔衡同志，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夏明翰激动得站起身，声音有些哽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砸碎旧世界，请组织给我重担子挑！”
他紧握右拳，在油灯下庄严宣誓，誓言穿过窗棂，融入寂静的冬夜。入党后，夏明翰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经毛泽东推荐，他加入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参与领导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那些日子里，他白天深入车夫群体了解诉求，晚上在灯下撰写传单，毛泽东时常深夜来看望他，两人围坐在火炉旁，分析罢工形势，调整斗争策略。
1922年10月，罢工进入关键阶段，反动当局派出军警镇压。在一次秘密集会中，军警突然包围会场，湘绣厂女工郑家钧见状，迅速拉着夏明翰钻进巷尾的杂物间，自己则故意暴露吸引注意力，右臂不幸中弹受伤。夏明翰在暗中看着她鲜血直流的手臂，心中既感激又敬佩，这段生死瞬间的交集，为日后的缘分埋下了伏笔。罢工胜利后，夏明翰多次登门探望郑家钧，两人从革命理想谈到生活琐事，默契渐生，却都未曾点破那份情愫。
1926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夏明翰在长沙的住处，推开门便看见他正蹲在院角洗衣服，皂角泡沫顺着石板缝往下淌。“明翰，该找个伴侣啦！”毛泽东笑着走上前，“郑家钧对你不是很好吗？你们情投意合，志同道合，早点成家吧。”夏明翰愣了一下，随即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家钧确实好。”简单的对话，却解开了两人心中的症结。
其实毛泽东早已看出两人的心意。作为共同投身革命的同志，他深知在白色恐怖下，革命伴侣的相互扶持至关重要。郑家钧虽是女工，却有着过人的勇气与坚定的信仰，多次为地下党传递情报、掩护同志，与夏明翰有着共同的追求。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夏明翰终于鼓起勇气向郑家钧表明心意，两人约定在同年农历九月初四举行婚礼。
婚礼设在长沙清水塘四号的一间简陋民房里，没有奢华的布置，只有几张木桌板凳，却挤满了革命同志。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等人专程赶来祝贺，还送上一副对联：“世间惟有家钧好，天下谁比明翰强”，红纸黑字，透着战友间的真挚情谊。毛泽东因公务繁忙未能到场，却托人带来了祝福：“愿你们在革命道路上互敬互爱，携手前行。”
婚后的日子简单而充实。夏明翰知道郑家钧识字不多，便与她约定，工作之余不走访亲友，专心帮她补习文化。从阿拉伯数字到常用汉字，从诗词格律到马列主义，夏明翰备课格外认真，手把手地教，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郑家钧学习刻苦，进步飞快，不久便成了夏明翰的得力助手，不仅为他整理文件、抄写传单，还时常扮作名门之女或普通农妇，在白色恐怖中巧妙周旋，掩护地下工作。
有一天，夏明翰从外面回来，神秘地递给郑家钧一个纸包，里面是一颗闪闪发光的红珠子。“给你镶个戒指，满意吗？”他笑着说，又展开包珠子的纸，上面写着两句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郑家钧捧着红珠，瞬间明白了丈夫的心意——这颗红珠象征着红心向党，是两人革命信仰与真挚爱情的见证。她小心翼翼地将红珠收好，这颗珠子后来伴随她走过了无数艰难岁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马日事变”接踵而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夏明翰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随后又投身秋收起义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却始终彼此牵挂。同年9月，郑家钧生下一个女儿，夏明翰为她取名赤云，寓意“子子孙孙永远赤化下去，让赤旗插遍全世界”。毛泽东听说后，特意托人送来祝福，打趣说：“这孩子，生来就带着革命的印记。”
1928年初，党组织调夏明翰赴湖北担任领导工作，这一去便成了永别。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在汉口东方旅社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却始终未能动摇他的信仰。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他用敌人给的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妻子和大姐写下绝笔家书。
给郑家钧的信中，他没有悲戚之语，反而劝慰道：“切莫悲悲戚戚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信的末尾，他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嘱托，随后用嘴唇和着鲜血，在信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吻印，这是他对妻子最后的眷恋。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押往汉口余记里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他索要纸笔，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噩耗传到长沙，郑家钧悲痛欲绝，却强忍着泪水践行丈夫的嘱托。为了避免女儿被反动派斩草除根，她将赤云改名为郑忆芸（后改夏芸），带着孩子四处避难，有时住乡下外祖母家，有时辗转于长沙、郴州等地。她白天纺纱织布、绣花缝衣维持生计，晚上则继续从事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为党组织收藏保管文件，在单线联系中传递情报，用实际行动继承着夏明翰的革命事业。
抗战期间，郑家钧带着女儿颠沛流离，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夏明翰的老战友谢觉哉、李维汉等人每次到长沙，都会专程看望她，亲切地称她为“老嫂子”，提出要接她去北京，都被她婉言谢绝：“我自己能养活自己，不给国家添麻烦。”解放后，年事已高的郑家钧眼睛渐渐看不清，便靠糊纸盒为生，依旧清贫低调。
夏芸长大后，始终铭记父母的信仰，考入大学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江西赣南、宜春等地工作，扎根深山，淡泊名利，鲜有人知道她是夏明翰的女儿。那颗红珠被郑家钧珍藏了一辈子，临终前她交给夏芸，叮嘱道：“要记住你父亲的初心，永远跟党走。”
毛泽东与夏明翰的缘分，始于革命理想的共鸣，成于志同道合的信任。作为入党介绍人，他为夏明翰指引了革命方向，将一颗理想的种子培育成参天大树；作为媒人，他促成了一段革命伴侣的佳话，让两颗红心在风雨中相依相伴。这两段看似不相关的往事，却都彰显着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纯粹与热忱——为信仰奋斗，也为战友的幸福牵挂。
夏明翰牺牲时年仅28岁，他与郑家钧的婚姻虽只有短短两年，却因共同的信仰而坚不可摧；他的革命生涯虽短暂，却用生命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毛泽东后来回忆起夏明翰，曾感慨道：“明翰是个好同志，骨头硬，信念坚，是青年革命者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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